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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倾听的力量

    三岁的卡拉穿着一件鲜艳的圆点裙子，扎着有点松散的小辫子，对着镜

    头露出淘气的微笑。“你看，她正站在厨房的桌子上。”安妮对我说。这

    个既自豪又担忧的外祖母给我看照片，并解释卡拉站在桌子上是因为

    她“从不听话”，她在妈妈准备给她拍照时跑开了。

    安妮知道我是儿科医生，而且是行为问题方面的“专家”，所以给我看完

    照片之后，她说自己的外孙女可能有多动症。“她不能和其他孩子坐成

    一圈听完整个故事。他们开始对她进行评估了。”

    安妮是我的邻居。这是一个暖和的春日，她在门口照料花园时看到我在

    遛狗，于是就邀请我过去喝杯茶。我听着她的讲述，跟她一样担忧地点

    着头，于是她继续说下去。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年，所以谈话进行得轻松

    自如。“这很困难，”她说道，“因为明迪(安妮的女儿)刚刚和她的男

    友闹翻了。”“所以她是个单亲妈妈。”我说道。“是的，而且她工作到很

    晚，还让卡拉也熬到十一点，这样她才能陪着卡拉，”她停下来时我说，“所以卡拉上学时肯定很疲倦。”安妮继续解释说，卡拉班上的孩子

    基本都是四岁大，而卡拉的年龄是最小的。安妮开始怀疑，她告诉我的

    这些情况是否跟卡拉在学校遇到的问题有关。她的语气开始发生变化。

    然后，她回忆说：“其实，明迪小时候也是这样。她把所有东西都吸纳

    进去，包括所有的光亮和声响，所以很容易分散注意力。不过经过那些

    年的挣扎之后，她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在这次拜访中，我感觉到了安妮的思想转变。她只是在和我说话，而我

    是一个跟她相交多年的专注听众。她先是用“多动症”“评估”之类的词语

    来描述外孙女，然后又转移到“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行为”。

    安妮再次看着外孙女站在厨房的桌子上，露出迷惑的表情。她看着照

    片，虽然那种表情挺可爱，但这预示着卡拉可能会变得难以自控。她向

    我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也许她的女儿压力太大，需要从她这里得到更多

    帮助。“也许，”她说，“如果明迪能拥有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她就可

    能更耐心地对待卡拉。”安妮决定帮她女儿带一天孩子。

    当这个外祖母有机会思考那张照片的含义时，她明白了卡拉的行为可能

    是一种沟通方式。通过这样的倾听和认同，安妮有机会看出卡拉可能不

    是患有多动症，而是在竭尽所能地用最佳方式表达自己的需要。

    这个简短的故事引出了从对行为的关注到对行为含义的探索的转变。我

    们会在这本书中看到，这种转变对健康的人格发育来说多么重要。这表明，当我们保护互相倾听的时间和空间时，这种转变就可能发生。

    在我二十五年的儿科医生生涯中，很多父母及其孩子向我讲述了这些故

    事。每一个“行为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说明其含义。

    这本书是为可以帮助卡拉这类孩子的人准备的，这些人包括家庭成员，也包括儿科医生、社会工作者、精神科医生、教师、儿童看护等专业人

    员。这个过程是一条成长、疗愈和修复之路。

    人性隐藏在人类历史之中。我们通过故事来描述生活，并为我们的经历

    寻找意义。这些故事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家庭。只是有些家庭获得了倾

    听，但更多的则从未获得。

    对压力的倾听

    当孩子苦苦挣扎时，我们迫切地想要解决问题是一种自然反应。但精神

    分析学家莎莉·普罗文斯建议：“不要急着做什么事情，只要站在那里表

    示关注就行。”

    无论我们是父母、朋友还是专家，当我们不能倾听时，通常是因为我们

    自己已经不堪重负。我们大脑中用于思考如何帮助别人的区域，可能已

    经因为太多压力而关闭，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想“做些什么”，但如果

    我们不能倾听，那么急躁的行动可能会在无意中将交流之路关闭。当我

    们稍微停下来，寻求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交流时，就可能发现一条疗愈的途径。

    珍妮弗有一个三个月大的儿子乔治，她最近来到我的办公室讲了这么一

    件事。她和丈夫常常吵架，她的丈夫工作时间很长，一天下来根本就没

    有什么时间留给她。她非常焦虑，已经严重影响到她的生活，而且这种

    焦虑在她怀孕以后更加严重了。虽然她觉得自己的奶水很充足，但是乔

    治的儿科医生却建议她添加辅食，因为医生在最近的一次检查中发现乔

    治的体重没有达标。这种诊断跟珍妮弗的感觉很不一样，根据她的观

    察，乔治是个健康活泼的孩子。

    儿科医生怀疑孩子没有达到标准体重与珍妮弗的精神状态有关，于是让

    这对母子来找我。珍妮弗表现得很焦虑，她紧张地抱着孩子，语气短促

    而生硬。她的长发把大半个脸都遮住了。我们聊了一会儿，在母亲怀中

    睡觉的乔治开始吵闹。珍妮弗疑惑地看着我问：“我现在应该给他奶瓶

    吗？”我反问道：“你认为什么对乔治来说才是最好的？”她犹豫了一会

    儿，然后说她想给孩子喂奶。我点点头，然后珍妮弗就开始喂奶了。在

    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里，她讲了更多自己的事情。她看着孩子一边喝奶

    一边吵闹打嗝，不过她还是继续喂奶，最后孩子终于安静下来。孩子坐

    在妈妈的大腿上，对着我露出一个开心的微笑。珍妮弗把头发从脸上拨

    开，一脸慈爱地看着自己的小孩，整个身体都愉快地放松下来。

    当我们的交谈接近尾声时，珍妮弗的焦虑又出现了。“我应该怎样做才

    能让他免受压力，不要因为我的焦虑而受到影响？”我们之前都同意她应该继续治疗自己的焦虑症，和丈夫一起努力解决纷争。

    不过她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她看着安静而满足的孩子说：“我想全心全

    意地陪伴乔治。他看起来挺好。”我回答说：“是的。”

    几个星期后，珍妮弗带着乔治和丈夫艾瑞克一起来了。珍妮弗因为乔治

    的体重开始增加而大受鼓励，所以她希望丈夫也能跟她一起促进儿子的

    健康成长。在我们的第一次交谈中，珍妮弗意识到自己跟乔治的关系是

    多么亲密，于是她向艾瑞克表达了这种感觉。一家三口都像乔治一样露

    出开心的微笑，小家伙对父母的情绪相当敏感，他一边在毯子里蹬腿，一边高兴地呜呜叫。乔治六个月时再次去看儿科医生，此时他已经变得

    非常强壮。珍妮弗的焦虑得到缓解，她的精神状态大为好转。

    人际连接影响着我们的生理状况，而且优质的人际连接可以保护我们免

    受压力的负面影响。达尔文的另外一本书虽然不像《物种起源》那么出

    名，但同样充满真知灼见，他在这本书中提到表达情感的能力也有一个

    进化过程。他说到面部肌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控制语气语调的肌

    肉系统也同样复杂，某些声音只有人类才能发出来。这些生物基础表明

    情感对我们的进化成功产生了重要作用。

    倾听孩子的压力需要力量和耐心。我的瑜伽老师伊拉娜·西格尔用“保持

    气息”来描述平板支撑的动作，这一点在倾听中也同样需要。对我来

    说，气息平稳地度过平板支撑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可以用来形容如何倾听一个正在苦苦挣扎的孩子。

    在最近的一个母婴小组中，苏珊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弄清楚三个月大的女

    儿艾芙瑞哭闹的原因的。她说，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搏斗，她已经放

    弃“让孩子停止哭闹”的迫切愿望了。取而代之的是，苏珊给自己时间和

    空间去倾听艾芙瑞想要表达什么。经过几次误打误撞，苏珊发现当她把

    艾芙瑞仰面放平时，艾芙瑞就会安静下来。艾芙瑞因为妈妈的发现而高

    兴地蹬着腿，还发出依依哦哦的声音。“这是真正的交流，”苏珊

    说，“虽然她还不能说话。”然后苏珊又补充说：“感觉真是太好了。”

    我的儿子埃利小时候只吃三种食物：贝果面包、香草酱意面和炸鸡条。

    他对其他食物非常抗拒，如果给他准备其他食物，他不但会大发脾气，而且他一接触到某些味道的食物真的会呕吐。他一遇到紧张的场面也会

    这样，比如燃放烟花、乡村集市和任何高度刺激的环境。我们意识到他

    对食物的抗拒具备某种生理因素之后，就停下来不再强迫他了。

    我的儿子现在已经十七岁，他成了一个熟练的演员和乐手。最近他在莎

    士比亚的戏剧《亨利五世》中扮演皮斯托尔。在一个著名的戏剧片段

    中，他会被迫吃下一根生的韭葱。埃利在舞台上吐了起来，他的表演非

    常生动，以至于观众都开始担心他是不是真的在呕吐。不过观众很快就

    松了一口气，因为灯光变暗之后，埃利就一个人在台上发表了一番精彩

    的独白。当我回想起他早年的那些岁月，还有他遇到的许多困难时，我感觉好像

    在坚持一个漫长的平板支撑。我使出全部力气，从家人、朋友和我自己

    的疗法那里得到鼓励，才能挺过去，并且给予他时间和空间去成为自

    己。正如我在这本书中始终强调的那样，这个过程不仅需要设法适应他

    的特殊弱点，还要把他小时候的困难转变成长大后的力量。

    我注意到，苏珊能够在艰难时刻耐心倾听自己的孩子，并且能感受到其

    中的快乐，这跟我支持儿子度过那些艰难时刻的感觉很相似。我发现在

    许多父母中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我们的社会文化总是急于给出建议

    和解决问题，这样就制造出一种错觉。我在担任行为儿科医生的职业生

    涯中常常听到这种说法：我们身为父母必须“做些什么”，不然就会“来

    不及”。要克服这种急迫的感觉确实很不容易。这需要强大的力量和良

    好的沟通。在这些迷茫的时刻，我们需要父母、家人、教师、朋友和医

    生的帮助。

    被倾听的安慰

    “一个人只能像他最不快乐的孩子那样快乐。”这句谚语揭示了深刻的真

    理。我指出这一点并不是为了宣传应该把孩子的需要放在父母的需要之

    上，也不是为了鼓吹父母要以孩子为中心。我说的也不是错过一次派对

    或课后活动的不快乐。我说的是真正的困难带来的痛苦，比如一个难以

    安抚的婴儿，或者一个在每次家庭外出时都不停闹腾的学步幼儿，或者

    一个在社交活动中被排斥在外的学龄儿童。我们的孩子在成长之路上可能会面临许多痛苦的考验。

    当我们的孩子在苦苦挣扎时，我们常常会觉得很受伤。这主要是因为我

    们跟孩子的亲密关系，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部分。一个母亲描述自己听到

    孩子不安的哭泣时说：“感觉就像要把我的指甲都拔出来了。”让孩子痛

    苦的事情也会让我们痛苦。然后，我们可能会感到愧疚，觉得自己

    是“坏父母”。当孩子的行为激起我们在过去的情感关系中的痛苦记忆

    时，这种痛苦就变得更加深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表现得很

    糟糕，对着一个不知所措的孩子大喊大叫。

    如果我们把佛教的观点“受苦受难”视为人类的普遍状况，那么正在受苦

    的孩子的父母也都在受苦。因为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很紧密，所以他们的

    痛苦也会作用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很难倾听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如果

    父母能够获得被倾听的时间和空间，这种痛苦就会大为缓解。然后，我

    们也可以更好地去倾听孩子。

    很多家庭在年幼的孩子被下了可怕的诊断之后来找我，教师、医生、家

    人和朋友可能会给孩子贴上“多动症”“焦虑症”等标签。越来越多的来访

    者表达了他们对躁郁症的担忧。我和父母们坐下来，用足足一个小时的

    时间来倾听他们的故事。我发现他们平静的外表之下隐藏着许多痛苦。

    看看安琪拉的例子，她的儿子迈克尔四岁了。迈克尔经常大发脾气，所

    以安琪拉正在寻找帮助儿子控制行为的办法。迈克尔的医生和老师认为孩子可能得了多动症，而安琪拉担心孩子可能得了焦虑症和强迫症。现

    在斗争才刚刚开始。因为安琪拉很害怕儿子大发脾气，所以她每顿饭都

    给孩子喂饭。她知道这样做不对，但就是无法摆脱这种行为模式。

    见面时，我跟迈克尔的父母交谈，这时安琪拉只是就事论事的语气。但

    当我让她讲出自己的全部故事时，她的声音开始颤抖，她说起跟儿子的

    糟糕关系给自己带来的悲伤。迈克尔一出生就是个很难带的孩子，他精

    神紧张又难以安抚。安琪拉在产后抑郁症中苦苦挣扎。她说自己跟母亲

    的关系也很紧张，她的母亲“冷漠而疏离”。她要负责照顾两个比自己小

    很多的妹妹。她描述自己对迈克尔和妹妹的感觉时都用到了“怨恨”这个

    词。当迈克尔长到两岁，开始可以跟她说“不”时，她发现自己的内心充

    满了愤怒。她哭着告诉我，当迈克尔拒绝洗澡时，她会产生什么样的极

    端反应。有时她甚至会粗暴地抓住迈克尔的肩膀，用力地摇晃他。她对

    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羞愧，但是怒火中烧时她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行

    为。

    当交谈接近尾声时，我回想起安琪拉说过的故事，几年中她一直在面对

    一个不合作的孩子和自己的情感挣扎，这让她不堪重负。现在她和迈克

    尔陷入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我说，也许她对自己行为的羞愧感影响

    了她跟孩子的愉快相处。安琪拉悲伤地点点头。

    当下一周我再次见到他们母子时，安琪拉一开始就高兴地向我报告，迈

    克尔自己吃了一顿意面。“我发现，当他觉得肚子饿时就会自己吃饭了!”我并没有告诉安琪拉应该怎么做，只是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还有一小时不带评判的倾听。我肯定了她为了倾听迈克尔而付出的努

    力，还分担了她的悲伤、内疚和羞愧，从而缓解了这些消极情绪，最后

    还分析了这些负面情绪的根源。她发现自己开始享受跟迈克尔在一起的

    时间。当迈克尔以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跟她建立连接时，迈克尔就不再

    需要因为吃饭问题跟她斗争了。迈克尔也恢复了自己的天然的胃口。

    但安琪拉还是不能摆脱焦虑，她带着一个颜色鲜艳的小吃袋子来到我的

    办公室。“他不肯在学校吃午饭。”安琪拉解释说。当安琪拉把小吃拿给

    迈克尔时，迈克尔正在玩耍，所以就拒绝吃。我可以看出安琪拉的身体

    很紧绷，不过她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都在努力控制自己。然后，在我们的

    谈话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时，迈克尔说他想要那些点心，而且想在我办

    公室的小桌子上吃。安琪拉疑惑地看着我。虽然这意味着我们的交谈会

    超时几分钟，不过我还是点点头表示同意。我可以感觉到，母亲和儿子

    都想跟我分享他们赢得这次重大进步的骄傲，这是他们的关系走上正轨

    的第一步。

    近来，一些研究成果出版时常被冠以“孩子的挑食可能与焦虑、抑郁和

    多动症有关”之类的标题，把“挑食”和研究者认为的“精神病症”联系在

    一起，我从中看出了对行为问题随意贴标签的倾向。挑食可能只是一种

    普遍的情况，就像我们在这个故事还有本书的其他很多故事中看到的那

    样，单调的饮食方式可能是在表达不满。饮食行为通常与敏感程度和人际问题有关系，探索行为背后的含义，我们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

    法。如果只是给某种行为贴上“病症”的标签，那我们就可能失去交流的

    机会。倾听孩子及其家人，可以为关系迈入正轨提供机会。也许有人会

    想到，如果迈克尔的问题只是在行为层面上得到关注，或者没有倾听整

    个故事就给他贴上标签，那么迈克尔和食物的关系，还有他跟母亲的关

    系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一次短暂的倾听常可以让情感关系发生巨大的转变。我并不认为每个父

    母都要得到专家的指导才能养育一个健康的孩子，但我确实认为每个正

    在苦苦挣扎的父母和孩子都需要被倾听。当父母和孩子都被倾听和理解

    时，这种情感连接将会给双方带来巨大的喜悦。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来

    说，他的大脑正在迅速地生长和变化，这些变化来得非常迅猛。对于一

    个稍微年长的孩子来说，当那些痛苦变得更加深刻之后，就需要更多时

    间才能消除了。

    “在我们的家庭中，很多人都失去了倾听和带着爱意说话的能力。”一行

    禅师写道，“也许是因为人与人之间不能互相倾听，所以我们才会在家

    庭中感觉那么孤独……倾听不是为了评判、挑刺、指责或衡量，而是带

    着单纯的目的去帮助另一个人减少痛苦。”

    一旦父母有机会意识到或发掘出孩子行为背后的含义，应该怎么做就是

    自然而然的事情。孩子的行为通常不是某种病症的表现，而是某种表达

    的方式。倾听可以重新建立起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情感连接。对倾听的呼唤

    我希望这本书可以鼓励父母和专业人员坚持倾听，经年累月的倾听可以

    让孩子有机会自我成长。

    这本书里的故事大多来自我的临床工作。在对孩子及其家人的治疗中，倾听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现在流行给人贴上各种病症的标

    签，开各种精神类药物，这种社会文化让人不再重视人际关系。这种情

    况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在精神健康领域。重视倾听的时间和空间对家

    庭、学校、社区和整个社会都相当重要，放弃倾听将让所有人付出代

    价。

    本书不只是疗法和药物的问题，更是在讨论如何让生命故事得以释放。

    本书并不反对药物治疗，只是想提醒大家，忽视倾听将会发生什么事，以及努力保护倾听的时间和空间将会带来什么好处。倾听可以修复人际

    关系，让人与人之间重新建立连接。

    我首先会展示倾听的力量，接着在第二章介绍倾听是怎样被人们忽视

    的。在第三章，我会说明在医疗保险、制药工业和教育压力等诸多因素

    的作用下，精神病症的诊断和相关药物的处方如何取代了倾听的位置。

    在第四章，我会解释为什么社会力量对倾听的忽视，可以看作对儿童的

    一种偏见。然后，会在第五章说明保护倾听的时间和空间需要从婴儿时

    期(这个时期孩子的大脑正在经历最快速的发育和变化)就开始。在婴儿时期，大脑每秒钟就会建立700个神经元的连接。我会说明对父母和

    婴儿提供支持，将会如何促进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在第六章，我会进一

    步说明倾听为什么是一种很好的预防。如果我们能够尽早地倾听父母和

    孩子，那我们就可以提前预防疾病，拓展健康观念。在第七章，我会介

    绍时间和空间对于预防疾病和提高治疗效果是多么重要。

    最后，我会说明在给倾听留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的情况下，倾听可以有

    多少种方式。在第八章，我会说明倾听对身体的重要性。我会阐述创造

    力在治疗中的作用，以时间和空间对孩子的自然创造力的发展，以及创

    造力对行为有偏差的孩子的作用为例。在第九章，我会说明为什么压抑

    的悲伤可能是孩子“行为问题”的根源。说明当父母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去深入表达那些隐藏的悲伤时，疗愈会如何发生。在第十章，我会进行

    总结，说明想当然地作出诊断并进行药物治疗是多么危险。我会将这与

    允许倾听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进行对比，这种允许可以让故事在惊奇和未

    知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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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篇 倾听，更高水平的情感连接一个读者在我的博客评论道：“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倾听，我

    希望这样做不会耽误治疗。”但我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正在

    成长的儿童及其家人来说，倾听恰恰就是一种治疗。

    第一章 倾听的价值

    唐纳德·伍德斯·温尼科特原先是儿科医生，后来成为精神分析学家，他

    说过父母(他指的是母亲，因为在他写作的时候，基本都是由母亲来照

    顾年幼的孩子)自然而然地知道什么才对自己的孩子最好。“母亲在这

    项基本职能中总能有足够好的表现，任何不承认这个事实的理论都不可

    接受。”在一篇题为“给父母建议”的讽刺性文章中，他反对那些没有全

    面了解情况就给出建议的流行做法。我们注重“怎么办”的文化，还有一

    大堆的“专业”建议，本身就可能是倾听的障碍，无意中瓦解了父母的天

    然权威。现代社会有一种流行的观点，一位儿童精神科医生在一家大型

    的教学院工作，他曾经邀请我接受电台访谈，讨论他写作的“父母培训

    管理”手册。他认为“没有接受培训”的父母“不知道怎样当父母”。

    一种针对儿童心理健康的预防方法认为，父母的压力会妨碍孩子的直觉

    发展。这些压力来自许多方面：一个挑剔的孩子，日复一日的家庭琐

    事，在快节奏的现代文化中工作，以及通常很难得到大家庭的支持。压

    力也可能来自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和上下辈之间的复杂关系。问题

    不在于他们不知道怎样当父母，而是他们天然的能力受到重重压力和过去负面经历的阻碍。有些父母说：“我不想用自己小时候被带大的方式

    来带大我的孩子。”这些父母并不需要“专家”的建议，而是需要对自己

    的天然直觉建立信心。我们的目标是支持这些父母，帮助他们找到一种

    养育孩子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又能够符合他们自己、别人和孩子的需

    要。

    正如温尼科特在他的文章中所言：“我不想让这种观点变得不合情

    理。”我承认一个更有经验和知识的人有时确实对父母很有帮助。在许

    多文化中，祖母担任着这个角色。在美国的文化中，很多母亲并没有选

    择这条道路。新闻工作者珍妮弗在她的著作《苦乐参半：现代父母的矛

    盾》中写道，当她询问父母们向谁征求建议时，没有人提到自己母亲的

    名字。这种现象也许有多种解释，但是当亲子关系不太好，或者当祖母

    离得太远甚至已经去世时，要想从祖母那里寻求建议根本就不可能。一

    位幼儿教师和体操教练提到“训练”这个词。她解释说，教练是支持运动

    员发挥自己的独特天赋，而不是给运动员规定一套成功的模式。没有足

    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全面了解情况，就开始进行建议、训练和指导，才是

    麻烦的根源。

    来咨询的父母听起来就像是在坐跷跷板，他们常常在担忧“这是我的

    错”和害怕“我的孩子有问题”之间起伏。善意的安慰可能会产生反作

    用，因为有些父母会迅速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肯定是有什么问

    题。”愧疚感很容易让人害怕，甚至恐惧。他们担心家庭正在经历的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自己是个“坏”父母。

    我发现温尼科特提出的“足够好的母亲”的概念可以为父母们提供支持，这些父母正努力地通过不同途径建立亲子关系。这些“足够好的”父母竭

    尽全力，但并非无可挑剔。事实上，恰恰是父母的不完美促进了孩子的

    健康发展。他们让成长中的孩子经历一些困扰，让孩子准备好应对生活

    中不可避免的失望。温尼科特写道：

    足够好的“母亲”(这个母亲不一定是婴儿的亲生母亲)会积极地根据婴

    儿的需要作出调整，这种积极的调整会随着孩子忍受挫折能力的增强而

    减少……如果一切顺利，那么婴儿将会从受挫的经历中获益良多。

    严重的内疚感，还有随之而来的自责，在身为父母的人身上很常见。给

    孩子贴上某种标签可以减轻这种内疚感，但是当父母拒绝为孩子贴上各

    种病症的标签时，别人可能会说这样的父母是在逃避现实。这种消极的

    言论会造成关系的紧张。如果父母得到的是更为积极、充满鼓励的反

    应，那么他们的内疚感就可能转变成责任感。“我很内疚”也可以意味

    着“我很负责”。不带评判的倾听，可以推动父母摆脱无助感而采取负责

    任的行动。

    我曾经通过倾听帮助过几百个家庭，他们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实

    现了更高水平的情感连接和交流。开始走上这条具有探索意义的道路之

    后，有些家庭就再也不会回头了。虽然我无法弄清每个人的具体原因，但有些情况却总是反复出现。如果是在很多年前发生的困扰，那么“足

    够好的母亲”这个概念还不足以抵消那种内疚感。来自家人、朋友、教

    师和其他人的种种社会压力，常常会让不堪重负的父母崩溃，也不容许

    这种耐心的探索。有时我会在几年后听说某对父母离婚了。一个“有问

    题”的孩子背后可能隐藏着一段有问题的婚姻。面对那些想要知道应该

    怎么做的父母，我会全面了解情况之后再给出建议。如果太过匆忙，那

    我们可能就无法发现那些深藏不露的痛苦根源。

    倾听真我

    一个人的故事并不是从五岁、两岁或六个月时开始的，而是从出生的那

    一刻，甚至在出生之前就开始了。每个婴儿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人，需要

    得到别人的了解。没有人比婴儿的母亲更了解这个孩子。

    ——温尼科特

    当父母担心“我的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时，我试着改变这个问题，并

    引入温尼科特的另一个中心概念——“真我”。当“足够好的母亲”承认孩

    子的感受，并帮助孩子意识到这种情感时，孩子的真我就开始出现了。

    压力、担忧、内疚和他们关系中的问题会在承认孩子感受的过程中展露

    出来，并借此理解孩子行为背后隐藏的力量和脆弱。

    我不会和父母一起寻找“出了什么问题”，而会建议他们花点时间想想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为什么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这些行为不无道理。

    我发现，借此机会寻求被倾听，进而倾听孩子想表达什么信息之后，大

    部分父母都不愿再给他们的孩子贴上某种病症的标签。

    然而，我们的医疗和教育系统却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障碍。这可能会促使

    父母在得到医疗服务的同时，更倾向于给孩子贴上某种病症的标签。人

    们总是迫切地想给一个问题命名，这样才会觉得自己做了事情。我在本

    书中讲述的全部故事，也都说明了治疗是必需的。关键是不要落入这样

    的思维陷阱，以为如果一个孩子没有什么病症，那他的家庭就不需要帮

    助。机械地划分“有病的”和“正常的”是不准确的，而且可能会造成伤

    害。在我的临床实践中，我几乎会给所有患者开出一个“适应性反应”的

    模糊诊断，并借此绕开这个障碍。在计时收费的咨询过程中，大部分时

    间我都在倾听。一个读者在我的博客评论道：“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和

    空间去倾听，我希望这样做不会耽误治疗。”但我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

    事实：对于正在成长的儿童及其家人来说，倾听恰恰就是一种治疗。

    在《离树很远》(Far from the Tree)这部睿智的著作中，安德鲁·所罗

    门探索了那些孩子跟父母存在巨大差异的家庭如何接受孩子的过程。他

    认为可以通过建构意义去努力获得力量和疗愈。不幸的是，我们的医疗

    和教育系统都迫使父母和教师背道而驰，只有那些“有问题”的孩子才能

    引起大家的注意。

    关于为母亲提供时间和空间的支持，鼓励她去理解孩子的感受，从而达到温尼科特所说的帮助孩子建立真我，玛丽和利亚姆的故事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玛丽认为她三个月大的儿子利亚姆患有自闭症，她感觉自己无

    法跟这个孩子建立联系。利亚姆是她第三个孩子，但是他跟他的两个哥

    哥很不一样。他的两个哥哥分别是三岁和六岁。这两个孩子在几个月大

    时都得过肠绞痛，不过他们长大后都很活泼，话也很多。但是利亚姆却

    很不一样，他从出生开始就非常安静。他在产房中几乎没怎么哭过。虽

    然医生一再保证，但玛丽还是从儿子出生时就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问

    题”。几个星期过去了，在玛丽看来，利亚姆不仅很安静，而且似乎不

    能跟人建立连接。她会把自己的脸凑到利亚姆跟前，试图吸引利亚姆的

    注意力，但是却很少成功。在那几个星期中，她越来越努力，也越来越

    焦虑。

    我们共同度过了一小时，坐在地板上一起观察利亚姆。我很快就注意

    到，当我凑近他的脸庞说话，努力引起他的注意时，他的反应十分冷

    淡。他似乎看着我的后方，也许是看着天花板上的灯光，但情况还是不

    太明朗。我看到玛丽越来越紧张，于是我努力克制自己的紧张说：“让

    我们再给他一些时间。”

    利亚姆躺在地板的一块毯子上面，一开始似乎还是毫无目的地四处看。

    我轻轻地跟他说话，注意到他把舌头伸出来了。我模仿他的动作，慢慢

    地，他开始参与进来了。玛丽注意到利亚姆在我模仿他的表情时开始有

    所回应。我们观察到了一次缓慢而显著的转变。这个安静平和的环境与他平时吵吵闹闹的生活是多么不同，他似乎从自己的壳子里爬出来了。

    这一切从微笑开始，最初他的微笑似乎毫无目的，但慢慢可以看出他显

    然是在回应我的微笑。玛丽继续用温和的声音跟他说话，不过她没有把

    自己的脸凑到利亚姆跟前，而是像我那样用比较自然的方式，就像我们

    两个大人在说话那样。利亚姆表现得越来越活跃。我和玛丽都注意到，随着利亚姆越来越轻松愉悦，他不仅开始盯着妈妈的脸庞，还开始咿咿

    哦哦地跟妈妈说话。他越来越高兴，开始踢腿和挥手。

    我们都为这个小宝宝惊人的沟通能力而惊叹，也开始怀疑他之所以如此

    安静，可能是因为他对两个哥哥在家里制造的吵闹气氛极为敏感。也许

    他正在努力地适应，其实他对外界很关心，只是他不喜欢别人凑近他的

    脸大声说话。他正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自己的道路。

    玛丽和利亚姆之间发生了沟通障碍。利亚姆表现得越疏离，玛丽就越努

    力地想要引起他的注意。简单粗暴地把孩子的问题归咎于某种疾病，让

    我们错失了成长和疗愈的机遇。“问题”不在于玛丽或利亚姆，他们只是

    需要学习一种新的沟通方式。有了安静的空间和足够的时间进行倾听之

    后，玛丽意识到自己出于好意的努力在敏感的利亚姆看来可能是一种侵

    犯。玛丽越来越焦虑，于是就越来越努力地想要引起利亚姆的注意，结

    果利亚姆却越来越退缩。

    玛丽终于大松了一口气，但她并没有完全放下焦虑。她担心自己是否错

    过了利亚姆表达的什么信息？我指出，想要引起利亚姆的注意力是多么容易，因为他很乐意跟人交流。玛丽所做的事情中显然有一部分是正确

    的。这一事实也支持了温尼科特“足够好的母亲”这一概念，因为研究表

    明，就算父母错过了婴儿表达信息的70%，只要错过的部分能够得到注

    意和修复，孩子也可以继续健康成长。

    当我一个月后看到他们母子时，玛丽喜悦地说起家人和利亚姆在一起时

    的快乐。利亚姆已经变成一个活泼快乐的孩子。现在玛丽每天都会花几

    分钟和利亚姆静静地待在一起，她感觉自己对孩子的爱越来越深了。虽

    然利亚姆只有四个月大，但玛丽却为儿子在如此年幼时就表现出鲜明的

    个性而惊叹。经历过一些挫折之后，玛丽和儿子变得更加亲密了。

    故事：通往真我的道路

    当我还是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时，我有幸参与了一个面向儿童精神研究者

    的儿童发展课程，这个课程在康奈尔医学中心举行，由已故的天才儿童

    精神分析学家宝琳娜·科恩博格主持。其中一个学员把自己九个月大的

    儿子作为讨论课题，我清楚地记得他充满成就感的喜悦。我认为儿童的

    成长是自然的奇迹，是一个带着目标和单纯展开的过程。

    当一个孩子苦苦挣扎而毫无进展时，那么他的发展之路也许在婴儿时

    期、儿童时期或少年时期就偏离轨道了。继续借用这个比喻，如果要让

    一列火车回到正轨，那么就必须回到起点。故事必须从头说起，才能弄

    清是在哪里、怎么样偏离了轨道。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在健康的道路上继续成长。倾听给故事的讲述提供了机会，而且让人可以从故事的起初

    开始倾听。

    成长就是儿童的故事。讲出故事对父母来说同样重要。一个人会根据自

    己的理解来讲述人生故事，而这个故事常常要追溯到他降生之初。不同

    的故事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特质和需求。父母之间的关系可能在他们充当

    父母的过程中发生重大变化。

    人们在初为父母之后常常会手忙脚乱，这种忙碌的生活很少给父母留下

    沉思的时间。无论是肠绞痛、睡眠问题、分离焦虑、过激行为，还是年

    幼孩子可能发生的其他问题，当这些问题出现时，父母也许只能把注意

    力集中在如何把日子熬过去，而没有时间去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的文化能为父母做的就是提出一大堆建议，告诉他们应该怎样解决

    问题。但是提供时间让他们说出故事，也许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支持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保持冷静的能力，随时应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让自己受到过去经历的干扰。当孩子的行为与自己过去的经历发生

    共鸣时，要想做出正确应对的可能性就很小了。了解自己的过去，可以

    提高成功应对孩子问题的可能性，帮助他们建立真我。

    倾听：如何促进知识传递

    倾听在进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生存的必要知识在人类社会中代代相传。理解自己和别人行为背后隐藏的情感是人类的特殊能力，这种能

    力促进了人类知识的传递。当儿童感觉自己被倾听和理解时，他们就会

    发展出心理分析学家皮特·冯纳吉所说的“认识性信任”。“认识性”的意思

    是“关于知识的”。皮特·冯纳吉对此的定义是：“一个人是否愿意认为来

    自别人的新知识是可以信任的、可以归纳的、可以产生关联的。”换句

    话说，我们如何获得关于自己、他人和周围世界的新知识，与我们在童

    年成长过程中是否得到倾听有着密切关系。儿童从一个值得信任的照顾

    者传达的信息中学习新知识。儿童必须听从照顾者的吩咐，照顾者决定

    了儿童的学习重点是什么。于是儿童学会不仅要考虑自己的感受和行

    为，还要理解别人的动机和目的。

    如果儿童要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生存，那么他们是否被倾听和关爱

    就显得非常重要。无论是思维的弹性，还是对新鲜观念的开放性，都与

    早期经历中是否得到倾听密切相关。反之，如果儿童长大之后缺乏这种

    开放性和信任度，那么他们就可能会拒绝接受新鲜的资讯。缺乏知识和

    技能的情况可能会延续到下一代。

    在冯纳吉之前的几十年，约翰·鲍比就在他的著作《安全基地》(A

    Secure Base)指出了早期关系进化的重要性。他准确地抓住了很多人都

    想传给自己孩子和下一代的东西，他写道：一个得到关心和倾听的孩子

    可能会“成为一个越来越独立自强的人，对世界勇于探索，善于与他人

    合作，即便遭遇挫折，也仍然能够给予别人同情和帮助”。第二章 倾听的障碍

    现在，大学校园里抑郁和自杀的情况越来越多。一个学生说，一位校领

    导在她第二次试图自杀之后到医院探望她。这位领导问：“这样的事情

    要成为惯例吗？”然后就给了她一张名片。

    在我的工作经历中还有一个例子。一个母亲说她打电话给学校的紧急援

    助中心，她的儿子埃文正处于大学的第一学期，儿子的精神状态让她很

    忧虑。她在电话中说了五分钟，然后接线员就告诉她：“我们可以安排

    心理医生跟他见面，看看他是否需要药物治疗。”

    我们的社会有种种强大的力量阻碍人们去倾听。孩子在一大堆问题中苦

    苦挣扎，而我们的社会体系只提供行为管理、父母培训和越来越多的病

    症标签和药物处方，此时这些阻碍的力量就开始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

    下，用于倾听的时间和空间都被挤掉了。

    当一个人没有药物帮助就不能正常生活时，精神类药物是有效而必要

    的。如果行为和情绪严重失控，那么药物可以让症状大为缓解。在某些

    情况中，药物甚至可以拯救生命。使用药物之后可以再引入其他疗法，包括修复关系的疗法和自我约束的活动，比如瑜伽、音乐或冥想。但是

    人们使用这些药物的方式并非如此。因为药物可以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消

    除压力，所以在我们速战速决的社会文化中，药物具有几乎无法抗拒的

    吸引力。疾控中心在2013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那些在过去一个月中服用精神类

    药物的青少年，有将近一半在过去一年中没有寻求专业的心理治疗。这

    说明我们忽略了自己的感受而在药物中得到安慰，失去了洞察自己的能

    力，从而也失去了真正疗愈和继续成长的机会。

    关于精神类药物，包括成人类和儿童类，不只是抗抑郁药，还有兴奋剂

    和越来越多的抗精神病药物，一直有许多争议。“这些药物有效

    吗？”“安慰剂的效果怎么样？”“长远来说有什么副作用？”“我们应该责

    怪制药公司吗？”《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前总编玛西娅·安捷尔曾经在

    《纽约时报》就这些问题写了一系列文章，她的结论是：

    精神类药物似乎可以解决生活中的一切不满，对这些药物的依赖让我们

    失去了其他选择。考虑到药物的风险和可疑的长期有效性，我们需要做

    得更好。

    安捷尔呼吁我们“重新考虑如何照顾遇到难题的儿童”。让儿童使用精神

    类药物与让成年人使用完全不同，而且造成的影响也比成年人深远得

    多。这种影响比心理治疗或药物治疗带来的好处，甚至潜在的严重副作

    用还要深远。安捷尔说，问题在于对儿童使用精神类药物时，要考虑我

    们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

    阻碍心理弹性的发展在我的第一本书《洞察你的孩子》(Keeping Your Child in Mind)中，大量研究表明，当照顾者能够对孩子行为背后的含义而不是行为本身作

    出回应时，孩子就可以学会情绪管理，而且心理健康也可以得到全面的

    发展。面对无法避免的人生压力，如果孩子在苦苦挣扎时可以得到认同

    而非否定，那么他们的心理弹性就会得到发展。但对于现在的很多孩子

    来说，他们并不是在一个充满鼓励的氛围中学会应付压力，而是被贴上

    各种“病症”的标签，并且通过药物治疗快速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负责情绪管理的大脑区域也许就无法得到适当的发育。大脑发育与人际

    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值得信赖的照顾者可以理解孩子的感

    受，正确面对孩子稚嫩的情感，那么孩子大脑中负责情绪管理的区域就

    能正常发育。

    如果随着生活中挑战的增加，药物的种类和力度都随之增强，这通常意

    味着药物剂量的增加，那么儿童将会受到不当行为和药物的巨大影响。

    青春期之前甚至更加年幼的儿童就开始使用药物，尽管他们的生长发育

    经历了巨大改变，但使用药物的状态一直不变，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利

    用药物去控制行为，可能会影响儿童自我意识的产生。

    弗朗辛·拉皮德斯在一个名为“认识大脑”的课程中把精神科医生称为“精

    神建筑家”。如果医生能够认真倾听患者，充分了解患者的感受，那么

    患者的大脑将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将会改变患者应对压力的方式。大

    脑的生物化学变化可以帮助人思考自己的感受，并努力应对艰难的情况。

    父母是最初的精神建筑家。当孩子正处于悲伤、焦虑或过激行为之中

    时，父母的“镇定自若”可以帮助孩子认识并控制自己的强烈情绪。父母

    也需要感受到支持，才能意识到他们的孩子正在经历什么，并以正确的

    方式促进孩子的情感健康发展。

    精神类药物的广泛使用

    药物的广泛使用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精神健康治疗。人们容许药物的单

    独使用，却没有配合相应的人际关系疗法。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儿科

    医生在诊断和治疗多动症时，对患者使用药物而没有结合心理治疗的比

    例达到90%。

    当人们以这种方式使用药物，而没有将时间用于人际关系疗法时，无论

    是在文化上还是在金钱上，专业人员花费时间进行倾听和人际连接的价

    值都被低估了。这种消极的态度和经济因素降低了合格专业人员能够发

    挥的作用。

    儿科医生与儿童及其家庭维持长期稳定的关系，这样可以带来理想的预

    防性干预，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得到鼓励。在当前的财政体系中，社区

    医院的医生如果在一小时中看上四到六个儿童，会比花费一小时倾听一

    个家庭的故事更有经济效益。然而在这本书中我们将会看到，一小时的倾听会如何带来巨大的预防价值。

    社会工作者、心理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如果他们提供以理解患者感受

    为基础的关系疗法，那么他们从保险公司得到的回报会变得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我们的医疗保险业要求他们做出更多努力，让他们跳出越来

    越多的条条框框，也导致他们的很多工作无法列入保险计划。很多家庭

    难以找到一位合格的临床医生接受他们的保险。于是，药物难以避免地

    与心理医疗资源的短缺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药物本身可以用来代替人

    的位置。能够进行倾听的合格专业人员越来越少，而那些继续坚持倾听

    的专业人员也不堪重负。想要找到可以提供时间和空间来帮助疗愈的专

    业人员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认识埃文这个患者已经很多年，后来我接到埃文母亲的电话，说到她

    跟学校紧急援助中心的谈话。埃文一直有焦虑倾向，但这在他进入大学

    之前并没有造成严重的问题。他在成长之路上遇到过许多困难。但是我

    并没有给他开药，而是介绍他去找另外一位治疗师。我庆幸有这么一位

    优秀的同行，她既有时间，也可以接受患者的保险。这位治疗师帮助埃

    文认清了自己的恐惧。

    埃文在大学第一年的冬季过得很艰难，而且跟学校紧急援助中心的那次

    谈话也让他母亲很担忧，于是他母亲才来找我帮忙。埃文的父母知道按

    照为患者保密的原则，我不能说出自己跟埃文的关系具体如何，他的父

    母只是想跟我说说他们的经历。他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在埃文情绪低落时跟儿子通电话，而且努力控制自己的忧虑和想要“解决问题”的冲动，只是耐心地陪伴儿子而不是急于提供建议，然后，他们发现埃文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儿子的呼吸会渐渐变得平缓，然后会平静下来，可以再次

    进行清晰的思考。

    大学第一年之后，我跟埃文见面交谈了。他回家过暑假时感觉良好，学

    业也很好。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间，并且从消极走

    向积极。他对这种新生的力量感到很高兴。埃文得到了治疗师、父母和

    我的倾听，而他的父母也得到了倾听，这给埃文提供了疗愈和成长的机

    遇。

    身为父母，我们很容易在孩子身处困境时感到恐慌。想要“做点什么

    事，否则就会太迟”的心愿来自深切的关爱和血脉之情。但是，如果我

    们能够停下来，缓一缓，就可以通过认真倾听让孩子走上一条健康的道

    路。对埃文的父母来说，当他们听到那些令人不安的深夜来电时，真的

    很难不感到恐慌，很难不担心“儿子出了什么问题”。紧急援助中心的工

    作人员建议他们，应该把埃文送到精神科医生那里看看是否需要药物治

    疗，当时这个建议的声音也在他们的头脑中引起了共鸣。但是他们从朋

    友、家人和彼此间寻求了帮助。他们像温尼科特所说的那样为自己“营

    造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他们的情绪可以得到觉察和控制。他们

    也借此为埃文的努力营造了一个空间，让埃文最终能够与自身力量建立

    连接。拉皮德斯指出，在长期的心理治疗中，倾听可以让成年人的大脑发生改

    变。对儿童来说，这种改变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的大脑正在快速地发

    育和变化。但只是单独用药物治疗各种病症时，通过人际关系疗法来促

    进儿童大脑变化的机会就可能丧失。问题在于太多的药物和太少的倾

    听。

    埃文的故事反映出了心理弹性的本质。埃文的父母有时候，特别是在深

    夜的时候也会失去冷静。当他们稍微睡了一觉，重新整合之后就会向埃

    文表达自己的感受。他们会告诉埃文自己也不是处于最佳状态，还会限

    定深夜电话的时间，从而留出时间让大家都能在清晰思考时好好交谈。

    对埃文来说，如果别人只是陪着他，而不是试图解决所有问题，那他就

    能和他们享有安全友好的关系，也能努力地克服自己的恐惧。最后埃文

    不仅能认清自己的感受，还能跟一个全新的自我意识建立联系。

    如果只有依赖药物，而没有洞察和理解的机会，那么埃文很可能会走上

    完全不同的道路。比起在痛苦中挣扎，在短期内，吃药可能显得更容

    易。他在学业上可能也会取得好成绩，但他的成功会跟药物捆绑在一

    起，而没有空间去发现这一切的意义。正是挣扎本身带来了新的力量和

    成长。

    “贴标签”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位“多动症专家”为精神科医生举办的演讲。演讲根据基层医疗的有限操作时间，对我们进行多动症评估的指导。“这一切

    都是围绕评估量表来的，”他说道，“你们要训练自己的医疗人员去进行

    准确的评估。针对孩子的工作关键在于提早做好评估。这样到了办公室

    就不用再做什么。”这个医生自豪地展示他的版本的“范德比尔特量

    表”，他把量表分成两个时间栏，因为“孩子在一天的不同时间中有不同

    症状”。儿科医生对多动症进行评估和治疗时，大部分的诊断是根据评

    估量表的得分，然后再决定是否使用药物。一旦决定用药，就会每隔三

    个月进行复诊，根据症状和副作用的情况调整用药剂量。

    在担任综合儿科医生将近二十年之后，我开始对各种病症标签和精神类

    药物的使用形成自己的观点。我从一个优秀的医生那里接手了治疗多动

    症的工作，这位儿科医生富有传奇色彩，他善于跟婴孩嬉戏，常常开怀

    大笑，对任何人都和颜悦色。后来，他从全科医生的岗位上退下来，只

    为“多动症患者”看病。当他在一场意外中突然去世时，他的患者都伤心

    极了。我的同事问我，能否请我接手这位医生的患者。出于对他的尊

    敬，我同意了。

    我得知他有大概170个患者，每隔三个月或六个月就花三十分钟跟每位

    患者见面。这已经达到了对儿科医生的标准要求。但是我觉得，如果要

    给这些孩子开出精神类药物，我需要知道他们在生活中都经历了什么

    事。幸运的是，我当时正在伯克郡精神分析研究所学习精神分析和发展

    科学。这些学习经历让我认识到了提供时间和空间进行倾听的价值。每当孩子的表现不好时，我就会特别注意并且去了解具体情况。比如

    说，当他们在学校陷入困境时，我不只是调整药物的用量，而是努力探

    寻他们学习困难的其他原因。这样会让一些难题暴露出来，其中可能包

    括复杂的家庭冲突。一些家庭感到愤怒并离开了。他们说：“我们以为

    你只是给孩子量一下身高体重，然后就开出新的处方。”

    但也经常有一些父母在拥有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之后，通常是在交谈接

    近尾声时，透露出一些出人意料的重要信息。一个幼儿园的教师把五岁

    大的马克斯介绍给我，老师跟马克斯的父母说他可能需要药物治疗。马

    克斯在幼儿园中的行为一直都很有破坏性，而且这种行为已经影响到他

    的学习能力。他们担心马克斯可能无法升上一年级。马克斯的父母和老

    师都已经填了评估多动症的量表，他们对我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斯是否

    达到了接受治疗的标准？如果是这样，是否应该使用药物治疗？

    我跟马克斯的父母罗布和辛西娅见面，他们都说马克斯具有多动症的典

    型症状，比如穿好衣服去上学这么简单的事情，马克斯都要经历一场漫

    长的斗争。我们的谈话大概进行到一半时，我开始问起过去的情

    况。“你怀着他时情况怎么样？”他们停下来互相看了一眼，然后辛西娅

    说：“其实我不是马克斯的生母。”

    现在轮到我停下来了。在整个评估过程中，这么迟才得知这个重要信息

    让我很震惊。辛西娅和罗布有点勉强地说起马克斯的生母，她是罗布的

    前妻，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在马克斯的生活中只是偶尔出现，而且在两年前彻底消失了。不过他们向我保证，马克斯从来都没有说起他的生

    母，这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

    “如果你提出问题，就会得到答案，除此之外很少有其他东西。”这句医

    学界的著名警句出自匈牙利精神病学家迈克尔·巴林特的著作《医生、他的病人和疾病》(The Doctor, His Patient and the Illness)。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他和一群基层医疗人员在伦敦工作。当时许多病人的病症都

    和复杂的精神创伤有关，巴林特鼓励他们努力进行自我修复。他写

    道：“这次讨论很快就揭示出，到目前为止，使用率最高的药物就是医

    生本身。”巴林特鼓励医生认真倾听患者，而不只是为了作出诊断而提

    问。

    我同意药物可能会对马克斯有帮助。无论行为的原因是什么，兴奋类的

    药物都可以在短期内发挥作用，减少注意力不集中或过度亢奋的症状。

    不过马克斯的父母跟我之间已经建立了信任，所以我提醒他们马克斯失

    去生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必须注意这个问题。我给他们推荐

    了一位治疗师，他们接受了。我很庆幸有一位优秀的同事可以接受他们

    的医疗保险。他很有技巧地向他们说明儿童也会感到悲伤，并且鼓励全

    家人都和马克斯一起解决这个痛苦而重要的问题。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是“精神病学的圣经”，也是目前广泛用于

    精神障碍诊断的基本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却可能会阻碍倾听。这本手册

    通过症状来定义各种障碍，然后又指出，如果一个患者表现出这些症状就说明他得了这种精神障碍，这样就陷入了某种循环论证。我们现有的

    精神治疗体系注重“是什么”而不注重“为什么”，只是抓住表面的行为，而不去探寻行为表达的意思。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最近出版了一本刊物，用于评估临床医生对《精神疾

    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就是这本“圣经”的最新版本)的熟悉

    程度。这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我们可以看两个例子。一个六十五岁

    的女人越来越害怕离开自己家，另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害怕坐飞机。

    《手册》对焦虑症的诊断进行了分类，包括最新的“社交焦虑症”。《手

    册》要求使用者为患有焦虑症的人选出“患病的原因”。这又是一个循环

    论证的例子，用症状来定义病症，然后又把症状当作原因。

    这种做法让精神健康领域的专业人员变得很难去倾听。一位精神科的住

    院医生提出一个病例，她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四年了。心理学家乔纳森·

    谢德勒问她说，他们为什么要给这位患者进行治疗。这位医生回答说，因为他患有广泛性焦虑症。然后谢德勒继续提问，她的患者正在焦虑什

    么，但得到的回答只是一脸的茫然。谢德勒再次提问，她如何理解患者

    焦虑的心理原因，得到的回答是：“我不认为这是心理原因，我认为这

    是生理原因。”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她根本就不可能去倾听患者的故

    事，也不可能去寻找行为背后的含义。

    如果没有机会发现儿童焦虑的原因，就进行症状的控制和精神类药物的

    处方，就可能会阻碍儿童自我意识的展开。但是对小到四岁的儿童使用这种医疗方法已经变得越来越普遍，因为使用高效的药物可以在短期内

    消除“症状”，所以鼓励父母去努力探寻孩子焦虑的原因会变得非常困

    难。

    按照美国儿科委员会的规定，我需要参加资格复审考试。当我使用美国

    儿科学会的复习资料准备考试时，遇到一个问题：应该如何治疗一个患

    有分离焦虑症的七岁女孩。这个孩子从幼儿园时期就有问题，包括拒绝

    上床睡觉和经常大发脾气。她的父母离婚了，而她是父母唯一的孩子。

    她在父亲家里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她害怕母亲会发生什么事情。

    “正确”的答案是认知行为疗法(CBT)，就是“让她学会控制压力的技

    巧”。其次推荐的疗法是使用百忧解之类的选择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剂

    (SSRI)。如果治疗师选择的疗法是“帮助孩子找到焦虑的根源”，那这

    样的答案就是错误的。

    我在博客上写出这段经历时，很多读者都对注重实证的认知行为疗法表

    示支持。有一位读者在评论中写道，在治疗之前的评估阶段就有机会知

    道患者的情况。但我回答说，这样就好像把马车放到拉车的马匹之前。

    认知行为疗法和药物都可以发挥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不先花时间去了解

    情况，又怎么知道应该使用哪种疗法呢？

    她的焦虑可能源于什么原因？她的母亲是否抑郁？她的父亲呢？她的父

    母亲是否虐待她？在她的父母亲准备离婚之前，她是否看到父母吵架，甚至打架？她的家人中是否有焦虑症的历史，意味着她可能有某种基因

    缺陷？她是否有感知处理问题，所以在吵闹的教室里会受不了？也许上

    面这些因素会有好几个同时存在。

    也许这个女孩的母亲小时候也有同样的焦虑问题。可是她非但没有被理

    解，还被打了一个耳光。她可能害怕自己的女儿也会有同样的遭遇。如

    果她因为女儿的行为而倍感压力，那她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大发脾气。这

    样的情况或许更有可能，她想要保护孩子的母亲本能战胜了发怒的冲

    动，于是她把自己的情感都关闭了。无论如何，因为这些痛苦的感受，她的孩子都会感到孤独。如果我们没有提前倾听背后的故事，就教给孩

    子“控制”行为和感受的“技巧”，那么这些故事就会一直隐藏下去。多年

    之后，问题可能会再次出现，有时甚至以严重的精神疾病的形式表现出

    来。

    一个八岁的女孩被她之前的儿科医生诊断患有焦虑症，她来到我这里重

    新开药。我跟她持续见了几次面，每次一小时。有时是跟她单独见面，有时是跟她和她母亲一起。就像之前的那个小女孩一样，这个女孩的父

    母也离婚了。她每周末会去父亲那里，但是她父亲严重酗酒，留下她独

    自照顾两个小弟弟。所以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这个父亲的酗酒。这个

    小患者的行为只是对糟糕处境的自然反应。

    如果按照美国儿科学会建议的治疗方案，哪里有机会去了解背后的故事

    呢？父母可能会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羞愧。他们只有在感到安全时，才会把这些信息说出来。只有有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再加上不带评判

    的倾听，才能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当父母理解孩子行为的含义时，他们

    就会处于一个理想的位置，可以支持孩子去修复自身的脆弱。如果父母

    能够感受到支持并充满力量，那他们就可以为孩子提供最佳的认知行为

    治疗。这需要父母意识到孩子的行为可能会激起自己的负面情绪，而且

    要努力地把这些情绪排除出去。他们可以帮助孩子理清各种情绪，列出

    具有刺激性的情景，并想出控制情绪的办法。找出行为背后含义的责任

    在于父母，而不在于孩子。然后，这段焦虑的经历就能以一种健康的方

    式促进孩子自我意识的发展。

    想想埃文的例子，他的焦虑是面临分离的正常反应，再加上他本来就有

    容易焦虑的倾向。只有当他无法控制自己的焦虑时，才会演变成焦虑

    症。当父母在电话的另一端静静地陪着他时，他的大脑又可以恢复正常

    思考。这样他就不会被自己的焦虑压垮，可以理清自己的情绪，也可以

    从焦虑中走出去。

    一代孩子的沉默

    给孩子贴上病症的标签并使用药物，最严重的影响就是造成一代孩子的

    沉默。当我从同行手中接过那些多动症的患者时，我发现，很多被诊断

    患有多动症的孩子虽然接受了多年的治疗，但他们的家庭情况并没有被

    充分了解。一个母亲告诉我，她正在跟没有治愈的抑郁症辛苦搏斗。另一个母亲说，她刚刚从滥用药物的情况中恢复过来，而且孩子的父亲最

    近被派到伊拉克去了。第三个孩子小声告诉妈妈，每次妈妈抓着他的头

    发打他时，他都觉得很害怕。这些经历对孩子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

    关注和了解。如果不花时间进行倾听，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些事

    情。

    我回想起儿子在中学时写的一篇关于《杀死一只知更鸟》的评论，思索

    着被人忽视的倾听。我惊喜地发现了这本书中深藏的智慧，这也许是我

    经历过五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之后的首次发现。

    在这本小说中有一段话相当有名，阿提克斯告诉他的女儿斯各特

    说：“你永远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除非你从他的角度去看问题，除非

    你披着他的皮囊行走世间。”现在我终于体会到这句话所揭示的一个最

    基本的人类本能，就是透过别人的行为发现其背后意义的能力。心理学

    家皮特·冯纳吉对此的描述跟约翰·鲍比对依恋行为的描述颇为相似。冯

    纳吉认为，发现意义的能力在进化中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人类的生

    存也非常重要。

    我怀疑我们是否正在丧失这个重要的人类本能。我们不再抽出时间和空

    间去思考行为的意义。我们的目标只是给某种情况命名，如果这种情况

    造成了麻烦，就将其消灭掉。我在那些来找我的父母口中最常听到的

    是“他从来都不听话”，接着就是“告诉我怎样才能让他听话”。问题确实

    在于没有听话，但是大人也没有听孩子说话，他们彼此间缺乏倾听。在这个节奏迅猛、技术至上的时代，我们很少花费时间去理解别人的感

    受。

    斯各特第一天放学回家，因为老师的行为而闷闷不乐。她的父亲跟她

    说，老师也是新来的。父亲这样做，就是在帮助女儿从另外一个角度去

    看待老师的不耐烦，去理解老师也可能因为压力太大而不知所措。

    临床医师办公室的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的，但是成长发育的时间是以年

    计算的。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回到20世纪60年代的缓慢节奏，花费大量的

    时间去倾听。但是我们必须非常小心，不能完全放弃倾听。因为理解别

    人的感受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人类本能，我们必须努力保护用于理解他人

    的时间和空间。

    第三章 沉默的孩子

    精神分析学家迈克尔·巴林特在他的著作《医生、他的病人和疾病》中

    写道：“重要的不只是医生给了患者什么药物，医生用什么方式把药物

    交给患者也很重要。事实上，患者接受和服用药物的整个氛围都很重

    要。”

    一篇根据哈佛大学教授泰德·卡普库克研究成果写成的文章在论述安慰

    剂的效用时也表达了相似观点：“聪明的医生和护士常常通过他们自己

    的经验发现，尊重、关注、安慰、同情这些‘细枝末节’在治疗效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时药物的处方只起到次要作用。”我们可以把安慰

    剂效用理解成倾听的一种方式。通过药物处方，医生表达了这样的信

    息：“我听到了，而且知道你的痛苦。”

    在制药业和医疗保险业的影响之下，这个问题完全本末倒置了。药物成

    了最主要的医疗方式，而尊重的态度、仔细的倾听这些关系层面的事情

    被视为“细枝末节”。

    最近我收到一封邮件，我只要填写一份调查问卷(关于那些没有得到医

    生处方而自己使用多动症药物的人)，就能得到一本漂亮的宣传手册，手册上列出了目前可以用来治疗多动症的所有药物。

    看着这本手册，我发现目前有越来越多可供选择的药物(我数了一下，手册上列出可以治疗多动症的药物有22种)，但是现在严重的精神健康

    问题也越来越多，这种情况引起了我的思考。会不会是药物本身导致了

    精神疾病的增多呢？在大学集中的社区里，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正在迅

    速上升。如果在童年时期使用的药物能够发挥作用，那我们不是应该看

    到大学阶段的严重精神疾病显著减少吗？

    这些药物对于正在发育的大脑究竟有什么不可预知的长期影响？虽然这

    个问题很重要，但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一项针对大约2000名调查

    对象的研究表明，那些按照医生处方服用抗抑郁药的患者，表现出严重

    精神副作用的几率要比预期高出很多。几乎有一半患者说到“感觉情感麻木”和“对别人不太关心”。我在考虑，精神疾病诊断和用药的方式取

    代了倾听，这种情况跟精神疾病的增加是否存在关联。医疗系统的许多

    因素导致了处方药的增加，这不仅可能让我们失去预防精神疾病的机

    会，还可能会让我们失去培养内在力量和心理弹性的机会。

    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那些向大学心理咨询机构求助的学生中有

    13已经开始服用药物。在一场研究精神类药物用量快速上升的大会

    中，参与会议的九个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都观察到一个现象，许多学生希

    望“那种难受的感觉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而不是对其加以认识”。大

    会主席杰拉德·弗洛姆在他概述会议成果时写道：“来到这里的学生对自

    己的成长缺乏思考，对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缺乏经验，对他们生活中各

    种关系的重要性缺乏认识。”

    精神类药物的处方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社区医院医生承受

    的压力、符合资格的精神健康专家非常紧缺、制药工业的强势市场推

    销，这些因素共同营造了一种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医生例行公事

    地进行药物处方，没有时间去倾听患者的故事，也没有机会去理解患者

    的问题。

    医疗保险业也发挥着同样重要的影响。一个简短的“药物处方”比一次五

    十分钟的当面问诊费用更少，所以报销前一种治疗方式的费用更划算。

    医生跟患者一起坐下来，等到患者对医生有足够的信任去诉说他们生命

    中的重要事件，要比开处方药花费更多时间。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本末倒置的现象，为了让医疗服务能够得到保险的“覆盖”，患者和医生都被推

    动着去寻求某种病症的诊断，这样就让孩子走上了服用药物的道路。

    《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帕特丽夏·温报道了辅助性保障收入系统

    (SSI)，介绍了这个系统为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提供援助的方

    式。这篇报道指出，辅助性保障收入系统为贫困家庭提供的残障补助

    (所谓的残障主要是指行为问题、情绪障碍和学习障碍)，已经成为这

    些贫困家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在跟第一线的儿科医生谈话时，我发现他们大都受到这些压力的困扰。

    当医生们面临着时间限制时，大多数会选择自保的模式，就是尽可能顺

    利地度过每一天。社区医院的医生开处方药时，他们会觉得那是因为自

    己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

    我的一个同事抱怨说，她实在不能解决患者的家庭问题，对各种社会经

    济的压力也无能为力，她“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药物去缓解儿童的症状。

    她说到一些孩子来自很不稳定的环境，这些孩子的父母自己也不堪重

    负。她意识到孩子的“难题”“冲动”“叛逆”都是一种沟通方式，都是试图

    消除那些影响到这个家庭养育孩子的压力因素。但是她没有时间和资源

    去消除这些巨大的压力源。她感到相当无助，只能使用药物这个唯一的

    资源。当她认真思考时，也知道使用药物只是终止孩子想要告诉她一些

    事情的努力，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是让孩子变得沉默。

    心理健康专家也同样受到这个制度的限制。保险公司对于医疗报销有诸多要求，但是真正报销的费用却越来越少，因此一些专家和他们的患者

    已经放弃参与医疗保险。那些继续参与医疗保险的专家说，为了让患者

    的治疗方案得到批准，他们经历了许多可怕的战争。一个社会工作者告

    诉我，当我们社区的患者接受的治疗需要从一个保险方案转向另一个

    时，她和同事就必须竭尽全力地申请到新的保险方案，这意味着大量的

    文件工作，而且没有任何能够顺利通过的保障。他们付出这么多努力，只是为了让跟随他们多年的患者能够继续接受治疗。

    精神科医生的主要工作常常是开具药物处方，对于医疗体系如此忽略倾

    听的价值，他们也深表忧虑。在精神健康中心，治疗师会收到通知，要

    跟开药的医生确认患者的症状是否加重，此时那些没有开药的治疗师就

    会感到不安。而那些开了药的治疗师常常会收到学校方面的请求，让他

    们调整给孩子的用药，因为孩子又“出毛病”了。第一步通常是“检查用

    药”，在那之后才会采取第二步措施，如果开药的人认为有必要，就会

    把患者转诊给治疗师。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她压力很大，因为要不断地用

    药物去消除各种行为问题。她担心这样做会给患者家庭传递什么信息。

    复方药物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治疗有精神健康问题的儿童，使用这些药物

    的不只是精神科医生，还有那些没有接受过专门训练就去治疗精神疾病

    的基层医务人员。在非常年幼的儿童身上使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的情况

    成倍增长，尽管这些药物并没有得到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批准，在不满五

    岁的儿童身上使用。波士顿一家享有盛誉的教学医院的儿童精神科主任最近告诉我，虽然在一个四岁的女孩身上使用这些药物让他感到不安，但是这些“抗精神病药就跟抗哮喘药一样安全”。抗哮喘药(也有副作

    用)已经使用了几十年，但是我们对于这些强力抗精神病药的使用效果

    却缺乏调查数据，特别是这些药物对低龄儿童的影响。这些药物不仅会

    造成明显的体重增加，还会让内分泌系统发生改变，从而提高糖尿病和

    其他代谢综合征的发病率。但是，这些药物的强大市场营销和大范围的

    使用仍在继续。

    睡眠问题

    对儿童睡眠问题的治疗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我们的医疗系统只注重

    消除症状，因为没有时间去了解行为试图表达的意思而错失了预防的机

    会。虽然安眠药还没有被批准在儿童身上使用，但《睡眠药物》杂志最

    近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表明，大部分儿童精神科医生至少每月一次让儿

    童使用安眠药去解决睡眠问题。这项研究由安必恩的制造商赛诺菲—安

    万特提供资金。也许有人说安眠药就像创可贴一样，但不幸的是，安眠

    药并非那么安全无害。除了副作用，这些药物还可能会掩盖一段有问题

    的关系。

    儿童的睡眠问题牵涉到父母和孩子双方，但是使用药物就把“问题”直接

    推到了孩子身上。如果采用药物治疗，我们就可能无法看出问题背后的

    原因，并失去修补和改善亲子关系的机会。对于儿童来说，睡眠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成长进程，而睡眠问题也只能在

    成长的背景中加以理解。在婴儿时期，孩子通常需要一个“睡眠伴侣”，母亲的乳房、安抚奶嘴、心爱的玩具或父母的头发都可以陪伴孩子入

    睡。在孩子生命最初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父母已经做好孩子会在夜间

    频繁醒来的心理准备，但如果孩子必须有父母陪在身边才能入睡，那么

    这种情况就会导致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父母睡眠不足的情况会越来

    越严重，而且他们常常会发现要改变这种模式很不容易。

    开始蹒跚学步时，孩子通常会在这个阶段发展自己的独立性，这时他们

    就可能会拒绝上床睡觉。处理这种睡眠问题不只是简单地“让孩子上床

    睡觉”，还要看到父母与孩子在睡眠时间之外争取控制权的斗争。即便

    孩子与父母睡在同一个房间，睡眠也代表着一种分离。一个孩子可能在

    进入幼儿园的第一天表现得很好，但他也可能会突然拒绝上床睡觉，甚

    至会在夜里起来走动。

    处理孩子的睡眠问题是父母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充

    满各种复杂的矛盾心理。当父母们因为孩子的睡眠问题来到我这里，弄

    清这家人的睡眠习惯是理解孩子睡眠问题的关键一步。如果孩子难以控

    制自己的情绪，那么要平静下来进入睡眠就很不容易。睡眠不足反过来

    又让控制情绪变得更加困难，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父母和孩子

    都会变得烦躁不安。

    我注意到，患有多动症的孩子多年来一直跟他们的父母进行着有关睡眠的斗争，而且还伴随着一系列的家庭矛盾，睡眠障碍常常是多动症的起

    因而非结果。

    十五岁的莎拉来到我这里，她之前被医生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

    症。我得知在十三岁之前，她的母亲总是躺在床上陪着她入睡。可是在

    她十五岁生日时，母亲觉得孩子已经太大了，不应该继续这个习惯。于

    是她母亲突然停止陪伴女儿入睡，坚持让莎拉自己睡觉。结果莎拉每天

    都熬到凌晨两三点，她会偷偷地把笔记本电脑带到床上。长期的睡眠不

    足造成她白天无法集中注意力，于是又进一步导致她和母亲的关系紧

    张。

    最近有一篇研究文章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这篇研究文章的题目是

    《充足的睡眠可以减少儿童哭闹》，文中说到那些睡眠时间不足9.4小

    时的儿童更容易有冲动、愤怒、吵闹和烦躁的表现。这项研究相当重

    要，因为它呼吁要在成长的背景下处理孩子的睡眠问题，单纯使用药物

    让孩子多睡觉不仅没有帮助，还可能让父母觉得更糟糕。

    一些父母读过这篇文章，知道更多的睡眠可以改善孩子的行为表现，但

    却因为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而无法改变现状。我们的文化喜欢提出建

    议、快速解决问题，这种氛围可能会让许多父母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

    深感愧疚。这篇文章说明睡眠不足与行为问题之间存在联系，但这并不

    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睡眠问题就是行为问题，要想知道问题的根源

    和行为表达的意思，我们就必须知道那个家庭的故事。有许多情况会让健康的睡眠模式脱离正轨。比如说，理想的做法是父母

    明智地决定是否要让他们的孩子在另外一个房间睡觉。但是父母常常无

    法做出明智的决定，只是选择孩子比较容易配合的方式。在这种情况

    下，父母床上的孩子可能会带来巨大压力和夫妻不和。另外一种常见的

    情况是当父亲或母亲本身患有抑郁症。睡眠不足会使症状加重，让人变

    得更加易怒。如果父亲或母亲很容易发脾气，那孩子就可能变得很焦

    虑。有时这种焦虑会让孩子发脾气，导致对抗行为的出现。一个两岁的

    孩子不知道怎么说：“我需要你陪着我，你生气的时候我很难过。”孩子

    无法这样表达，于是他可能只是单纯地看出当自己发脾气时，父母就会

    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他身上。拒绝睡觉和经常夜醒常常是在表达分离焦

    虑。

    如果一个家庭与儿科医生或治疗师有足够的时间一起探讨，就很可能找

    到问题的根源，从而促进亲子关系的改善，让整个家庭迈上正轨。孩子

    的年龄越小，就越容易解决问题。

    我第一次见到查尔斯时他只有两岁。他的妈妈唐娜说他有严重的睡眠问

    题，他每天夜里总会醒来很多次，然后就尖声哭叫着要找妈妈。虽然唐

    娜会抱起他进行安抚，但他还是会大哭大叫。他的行为完全不受控制，让父母担心他是否得了癫痫病。即使唐娜就在儿子身边，但他还是哭喊

    着要妈妈，这让唐娜感到很困惑。为了让唐娜夫妇和我自己放心，我请

    一位神经科医生给查尔斯进行脑电图检查，医生说查尔斯的大脑没问题，但他还是给查尔斯开了一种三环类抗抑郁药。

    唐娜把药物说明书扔到垃圾桶里。她来到我的办公室时真是吓坏了，但

    是她已经做好了采取有效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准备。

    查尔斯一生下来就是个“麻烦的孩子”。他总是哭闹，而且需要很多安抚

    才能安静下来。这种情况当然有查尔斯自身的原因。但是当唐娜有时间

    告诉我她的故事时，我们终于知道她为这些不眠之夜发挥了什么作用。

    唐娜还是一个小孩时，她那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母亲就把她抛下了。唐

    娜在婴儿时期常常被独自留在摇篮里，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母亲只能给

    她提供身体上的照顾，而不能提供情感上的满足。唐娜发现，为了满足

    查尔斯的情感需要，她必须先处理自己的情感创伤。

    唐娜意识到，查尔斯在睡觉时的需要对她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所以她的

    身体虽然陪在儿子身旁，但她的情感却不在场。查尔斯的需要让她深感

    不安，因为这引起了她自己的创伤记忆。但是她身为母亲的本能不容许

    自己采取“战斗或逃跑”的反应，她不会打击或抛弃儿子。但是她的表情

    和声音却在无意中暴露了她的情感疏离，正如我在第七章中描述的原始

    迷走神经发挥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孩子对大人的情感状态高度敏感。

    查尔斯因为白天的斗争而变得更加敏感，这与严重的睡眠不足互为因

    果。

    唐娜在讲述自身经历的过程中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源，于是她的无意识反应就开始变得有意识，也能够改变这种模式了。在得到理解和支持之

    后，无论查尔斯是准备入睡还是在半夜醒来，唐娜都能以更好的情感状

    态去陪伴儿子。唐娜认识到过去的经历影响了自己扮演母亲的角色，她

    需要去修补这些早年的缺失。不过这样一来，睡眠不足的问题很快就解

    决了。

    当父母们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再次因为孩子的睡眠问题来找我

    时，只要一想到即将来临的夜晚，他们就会烦躁不安。身体需要一段时

    间才能达到平衡，这时父母和孩子才能平静愉快地准备入睡。但是只要

    理解了行为的含义，就可以建立起一个良性循环。如果父母不再害怕睡

    眠时间的到来，那么白天的亲子关系通常也会得到改善。至于查尔斯和

    唐娜，在母子重新建立情感连接之后，睡眠的问题也慢慢解决了。

    在波特兰的俄勒冈有一项开创性的儿科疗法，就是利用我在第六章提过

    的不良童年经历评分去找出父母经历中的隐藏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影

    响儿童的成长。在这个医疗项目的博客中，简·艾伦·史蒂文斯描述了许

    多申请进行不良童年经历评分的病例，其中一个病例跟查尔斯和唐娜的

    情况很相似。在治疗过程中引入不良童年经历评分之后，一位儿科医生

    发现一个小患者的母亲在两岁时曾经被自己的母亲抛弃。这位母亲告诉

    医生说，孩子的哭声“引起了她的许多恐惧”。她的第一个孩子有很多睡

    眠问题，当她因为第二个孩子而寻求医生帮助时，她的医生终于明白为

    什么先前给她提供的建议没有效果。但是，当她把自己的故事告诉医生之后，他们就可以进行更为有效的沟通，找出解决第二个孩子睡眠问题

    的办法。

    我曾经听到一群儿童精神科医生在讨论如何治疗一个五岁孩子的“失眠

    问题”。他们来来回回地讨论了各种不同的药物，包括褪黑素、苯海拉

    明、可乐定和曲唑酮，讨论的重点是药物的剂量和相互作用。其中一位

    精神科医生建议使用利培酮，但不管是因为睡眠问题还是其他任何原

    因，这种药物都被禁止在儿童身上使用。这让我不得不加入他们的谈

    话。

    “有没有研究过这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睡眠情况呢？”我满怀希望地

    问，“这个孩子有没有学习如何单独入睡？”我解释说。因为我发现想要

    解决睡眠问题，就必须关注三个重要因素：睡眠伴侣、独立与控制的问

    题、分离的问题。然后我用相反的次序说明了这三个要素：如何处理分

    离焦虑、设定界限的需要、睡眠伴侣。这个孩子显然经受了许多挫折，她的母亲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但我还是考虑能否通过对她的睡眠问题

    的深度解析去进行有效的治疗，而不要让这个孩子服药。

    有人提出通过行为管理的技巧来改善“睡眠卫生”，而那位精神科医生还

    是主张使用利培酮，并且指出了生活质量的问题。他说如果能让孩子睡

    觉，那么整个家庭都会生活得更好。我表示同意。

    我告诉他们说，我考虑的并不是“睡眠卫生”或行为管理，而是如何在孩子的成长背景中理解她的睡眠问题。“失眠”并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我

    甚至不确定这对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即便是在父母患

    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家庭，努力弄清孩子行为的原因还是能够带来有效的

    解决方法。在长期拒绝睡觉和睡眠中断的背景之下，那些不眠之夜常常

    会充满争执的声音，每个人一到睡觉时间就会变得烦躁不安。如果孩子

    从来没有学会如何单独入睡，那么某种形式的睡眠伴侣可以发挥作用，让情况慢慢稳定下来。或者说，如果母亲本身就经历着严重的睡眠不足

    (这种情况非常普遍)，那也许应该给她几天的休息时间，让她可以不

    受打扰地睡眠。只要父母和孩子都能得到几天的安睡，那么他们对这个

    问题就不会那么焦虑，就可以让父母或照顾者找出解决的办法。面对睡

    眠问题时，缺乏时间去倾听和理解，再加上药物的使用，就变成了一种

    综合的危险。

    寄养、鞋子和抗精神病药

    最近的研究揭露了一个令人紧张的现象，在寄养机构被诊断患有多动症

    的儿童中，有13正在服用诸如利培酮之类的抗精神病药。一个孩子被

    送进寄养机构肯定有许多原因，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孩子多少都有

    一些情感创伤和缺失，包括身体或精神的虐待。按照我们已有的认识，虐待和疏忽存在代际传递，所以这些孩子的父母自身也经历过某种形式

    的创伤。这项关于寄养儿童的数据，让我想起父母们正准备穿好鞋子出门时常有

    的抱怨。这个场景常常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有年幼孩子的家庭里。孩子会

    慢慢腾腾，对父母的一再催促置若罔闻。结果父母会越来越生气，而孩

    子可能会开始撒泼打滚。如果我们对这种典型而普遍的亲子互动多加留

    意，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寄养儿童为什么会表现出那些让人想下猛药去解

    决的行为了。

    年幼的孩子难免会哭闹，这是成长中正常而健康的一部分。但是当孩子

    的行为触动了父母的敏感点时，父母也许就不能保持头脑冷静了。他们

    可能会大发脾气，或者在情感上自我封闭。父母为了不在孩子面前发脾

    气，就可能会采取回避疏离的反应。对于孩子来说，这就好像父母突然

    间消失了。但是过一阵子，孩子就会平静下来，父母也会回来。裂痕也

    就可以得到修补。

    如果遇上一个疏忽和虐待孩子的父母，当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发生正常的

    哭闹时，父母可能会彻底离开不回来。心理学家爱德华·特罗尼克用“好

    的、坏的和恶劣的”来形容不同类型的亲子关系。“好的”是指日常互动

    中典型的裂痕和修补。“坏的”是指问题发生的频率高于正常水平，比如

    父母和孩子陷于长期的斗争。“恶劣的”是指疏忽和虐待，这种裂痕将难

    以修补。在这种情况中，孩子知道自己的情绪问题可能会导致父母的抛

    弃。如果这种模式的互动持续一段时间，孩子就可能采取适应性的反

    应，用自己的疏离来对抗父母的疏离。现在把这个孩子放在寄养家庭，新的照顾者不会虐待他。当照顾者让他

    穿上鞋子准备出门时，他可能会只顾着玩游戏，并且找到完美的理由拒

    绝外出。在这种典型的亲子互动中，父母会表达自己的挫败和失望，但

    这可能会立刻引起寄养儿童的情绪失控。过往的经历让这个孩子以为自

    己又会被照顾者抛弃，所以他会以自我保护的方式进行对抗。有些父母

    收养了有过早期创伤经历的孩子，我曾经听到这些父母说“感觉就好像

    他不在那里似的”。正如我从很多困惑的寄养或收养父母那里听到的，这种行为看起来就像“疯掉了。”

    但是这些孩子怎么会被诊断患有多动症呢？心理学家罗伯特·福尔曼提

    供了另外一个角度，帮助我们去理解被称为多动症的行为。他描述到，当儿童经历一些难以忍受的情感问题时，他们会有一系列的反应。他们

    可能会退缩到幻想之中，表现得心不在焉和漠不关心。他们也可能用行

    动代替语言，表现得过分活跃。他们还可能会大发脾气，表现得冲动易

    怒。如果缺乏倾听的情况延伸到家庭之外，教师、父母和医生就会把这

    种行为看作“不能集中注意力”。孩子的冲动常常伴随着父母的疏忽或虐

    待。当孩子得不到关爱时，他们就不能学会控制情绪，结果就会出现冲

    动的行为。根据通用的评估标准进行诊断，这些行为就会被贴上多动症

    的标签。但这些行为实际上并不代表某种病症，而是对于某些难以承受

    的经历的适应性反应。只要把这两种情况放在一起，我们就能理解那些

    寄养儿童是怎样被贴上多动症的标签，最后又开始服用药物。这样做本质上就是堵住孩子的嘴巴。孩子的行为是一种交流方式。他在

    说：“我从来都没有学会怎样去面对生活中难以避免的挫折。”使用强效

    药物让孩子安静下来只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我们应该做的是倾听孩

    子。

    即便在不是那么极端的环境中，孩子没有遭受疏忽和虐待，也没有被送

    去寄养，我们还是可能会看到类似的结果。因为种种隔阂和误解，孩子

    也可能会表现出类似的行为。在一个年幼的孩子身上，我们如果愿意花

    费时间，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弄清原因，并且让情况朝着更好的方向发

    展。父母常常会对自己和孩子的行为深感羞愧，而且他们只有在就诊过

    程中感到安全才能说出所有的故事。

    在我的临床工作中，有些年幼的孩子每个月都来就诊，而且持续了三到

    六个月。我发现这些孩子与父母的关系，还有他们的行为表现都有明显

    的改善。我有时会跟父母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单独交谈一个小时，有

    时会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感受他们的相处模式，并一起讨论孩子的某些

    行为。隐藏的问题，比如婚姻矛盾、父母的精神疾病或滥用麻醉品，儿

    童感知处理的问题(见第八章)，未能表达的悲伤(见第九章)，都会

    浮现出来并得到处理。必要时还可以转诊给其他医生进行其他形式的治

    疗。

    如果等到孩子更大一些，而且接受了精神科医生的诊断并开始服药时，要想找出隐藏的问题就更加困难了。我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问题的根源。如果问题一直没有解决，那么药物就会不断调整和改

    变，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第一步是要看清行为背后的含义。然后父母和医生才能想出更好的办

    法，帮助孩子在面对挫折时学会自我控制，一开始这些努力可能主要集

    中在身体方面。比如，要给孩子一个坚定而温暖的怀抱，或者让孩子在

    房间里奔跑，或者让孩子去打沙包。孩子需要的是温声细语，而不是大

    声呵斥。随着孩子逐渐长大，规律的运动，比如舞蹈、戏剧和武术都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一旦孩子学会在面临压力时控制自己的身体，那么在

    心理医生的帮助下，他也许可以用语言描述自己的经历。但如果我们只

    是用药物让孩子安静下来，那么这种错失的机会就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

    未来。

    大象在哪里？

    《文明的野蛮人》(God of Carnage)是一部话剧，它展现了一场关于

    家庭生活的闹剧。两对夫妇在一个优雅的客厅里进行了一场貌似文明的

    谈话，因为一对夫妇的孩子把另外一对夫妇的孩子打伤了。这场谈话迅

    速演变成两对夫妇的互相攻击。丈夫和妻子互相谩骂诋毁，几个大人也

    变得越来越愤怒。我们看到，他们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孩子的行为上，但却完全偏离了正题。正如谚语所言，他们避开了“房间里的大象”。

    这部戏剧让我想起了制药业里的另外一头大象。《发育与行为儿科医生杂志》有一期刊物用了整整两页纸为希尔制药公司刊登广告，这个公司

    销售的药物常常用来治疗多动症。一对母子坐在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

    面前，在他们后面是一头盖着红色毯子的大象，毯子上写着怨恨、反抗

    和愤怒。这幅广告指出，这些情绪和更为普遍的多动症都应该得到处

    理。这样就清楚地表达了一个信息：医生应该用药物来治疗这些症状。

    我身为儿科医生已经超过二十五年，在这期间，我都是坐在地板上和孩

    子玩耍，而不是穿着白大褂。我相信《文明的野蛮人》揭示的大象比制

    药公司广告上的大象更准确、更有意义。在戏剧中，大象是互相攻击时

    充满愤怒和矛盾的气氛，而广告中的大象是儿童的行为或“症状”。

    最近的一项研究也支持制药公司展示的那头大象。这项研究在精神科诊

    断的基础上比较了两种针对攻击行为的治疗方案。除了包括兴奋类药物

    和父母培训在内的“基本治疗方案”，还有所谓的“强化治疗方案”。这两

    个治疗方案都使用了精神类药物利培酮。但是两个治疗方案都没有提出

    这样的问题：“孩子到底因为什么而愤怒？”“孩子的攻击行为背后有什

    么原因？”这项研究的许多参与者都与制药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下面是我身为行为儿科医生时遇到的两个病例。艾丽西亚在电话预约时

    告诉我，她跟六岁的儿子马克在一起，所有事情都像一场战斗。她

    说：“我必须知道怎样才能让他听话。”按照通常的做法，我让她第一次

    就诊时和丈夫理查德一起来，而不要带着马克。我这样安排是为了让父

    母能够自在地说出那些他们不想让孩子听到的事。虽然我的要求很清楚，但艾丽西亚还是带着儿子而不是丈夫一起来了。我有点犹豫要不要

    继续，开始考虑是否重新预约。但我看到艾丽西亚非常焦急，于是决定

    继续下去。

    马克坐在地板上玩耍，艾丽西亚对马克糟糕的行为进行了一番愤怒的抱

    怨。这种情况让我感到不安，于是我询问理查德为什么没有来，想通过

    这个问题来转移艾丽西亚的注意力。一开始艾丽西亚告诉我一个表面的

    原因，不过随着她明显地放松下来，她说起自己和丈夫常常激烈争吵。

    马克本来在安静地玩游戏，但听着妈妈的话，他拿起一支笔故意在黄色

    的墙上画出一片黑色的污迹。艾丽西亚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烦恼之

    上，所以顾不上阻止马克的行为。我感觉这母子两人都需要我的帮助。

    于是我温和地说：“你不能在墙上画画，不过我们的谈话可能让你难过

    了。”马克走过来，坐在他妈妈的大腿上。艾丽西亚有点不情愿地承

    认，马克愤怒的行为可能反映了他在家里感受到的愤怒。在那一刻，艾

    丽西亚不仅看到了夫妻争吵对儿子造成的影响，还意识到他们对马克的

    担忧分散了他们解决婚姻矛盾的注意力。

    简的父母芭芭拉和马丁找到我，因为简的攻击行为已经开始扩展到学

    校。简的老师告诉他们，简不仅精神散漫、烦躁不安，而且看起来越来

    越愤怒。于是他们把简送到我这里进行多动症的评估，看看是否需要服

    用药物。我第一次只是跟简的父母见面，第二次是简和父母一起来，但

    是这两次见面都没有多大成效，因为他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简的行为上。然后，马丁打来电话，要求他和妻子跟我单独见面。他一直深感愧

    疚，很想说出这种感受。他说起自己父母的冷酷粗暴时，眼里满含泪

    水。他承认，当简不听话时，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他会对着女儿大

    喊大叫。他担心女儿的行为主要是因为受到自己无法控制的怒气影响。

    他很想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学会用不同的方式去管教女儿。他意识到

    自己需要得到帮助去处理童年时期的创伤，然后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父

    亲。

    如果问题只在于孩子的症状，就像制药公司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那么

    看来只需药物就能解决问题。服用治疗多动症药物的孩子经常告诉我，那种药让他们感到平静。利培酮是一种强效的精神类药物，这种药物确

    实能够改变儿童的行为。当药物让试图表达的儿童安静下来时，就让房

    间里的大象隐形了，这样，所有的责任都落到了孩子身上。

    药物广告和《文明的野蛮人》中的大象之间存在着另外一种充满讽刺的

    联系，戏剧中的一位父亲是一家制药公司的律师。他用手机大声说话，对自己的行为给房间里其他人可能带来的影响毫不在意。他的通话内容

    显示制药公司更加重视利益，而不是患者的福利。

    《文明的野蛮人》在接近尾声的一个片段中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电

    话响起，一个妈妈接了电话。打来电话的是她女儿，这个女儿因为失去

    了自己的宠物仓鼠而非常难过。有一天晚上，她的父亲把仓鼠“放

    生”了，因为这个父亲讨厌仓鼠的习性。戏剧的气氛顿时发生了改变，当那位妈妈用充满关爱的语气跟女儿说话时，因为尖酸刻薄的言词而变

    得十分紧张的气氛开始变得平和。也许大部分观众并没有注意到这突如

    其来的情感变化，但是这却赋予了这出戏更加深刻的意义。这位母亲从

    之前的纷争中挣脱出来，心平气和地把注意力都放在女儿身上。

    这出戏大受欢迎，这给了我一个希望：人们迫切地想要用另外的方式去

    思考孩子和家庭的难题，而不想让制药业出钱打造的成功广告占据太过

    响亮的声音。与此呼应的还有另外一个响亮声音，那就是来自医疗保险

    业的声音，这个声音主张用药物快速解决问题，而不是费时费力地去深

    入治疗。与此相反，当马克在黄色的墙上画出黑色污迹时，他也在发出

    小小的声音。他的声音说：“请想想我的感受，不要只看到我的行为。”

    在学校：没有说出的故事

    过低的师生比，自由活动时间的缺乏，固化的课程设置，都增加了诊断

    精神疾病的压力。比如，因为《不让一个儿童落后法案》带来的责任觉

    醒，在低收入社区被诊断患有多动症的儿童显著上升。在学校里，教师

    常常要照顾一大群孩子，但他们却没有受到培训去了解应该如何对待正

    陷于情感困境的孩子，这些孩子通常来自充满压力的家庭。为了整个班

    级的利益，教师必须控制住那个捣乱的孩子，这种压力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教师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相关的资源，所以不能一对一地去解决背后

    隐藏的问题。这时他们就会觉得必须让孩子去接受评估、服用药物，这么做，在短期内就能奏效。

    随着学前教育的普及，有行为和情绪问题的儿童可能更多地进入学校，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教师和工作人员受到训练，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去倾听这些孩子，这样，被诊断为需要服用精神类药物的孩子就越来越

    多了。2011年，一种用于治疗多动症的新型长效口服药开始市场推广之

    后，美国儿科学会随后就修改了指导条例，把诊断儿童患有多动症的年

    龄从六岁下调到四岁，这样被确诊患有多动症的儿童就更多了。

    民权局教育办公室的一份报告引用了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这篇文

    章的标题是《在四岁时就被放弃》，以开除的方式管理幼儿园孩子的情

    况越来越多。一项研究表明，幼儿园的孩子被开除的数目是被停学的

    2.5倍。每个无法适应学前教育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只有足够的

    时间和不带评判的安全环境，才能让这些故事展露出来，进而理解孩子

    的行为。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的那样，问题常常经历了很长时间，有

    些问题甚至要追溯到婴儿时期。孩子无法适应学校教育的行为也可能与

    恐惧的经历有关，比如在家里看到家庭暴力。批评的声音可能会让孩子

    感到巨大的压力，甚至会引发“战斗或逃跑”的反应。被送到校长办公室

    可能会引起孩子的恐惧和羞耻，并导致已经失控的行为进一步升级。这

    些情况可能发生在一个八岁的男孩身上，这个孩子经历过创伤而且被诊

    断患有多动症，他最终被法律强制人员戴上手铐，因为老师们都无法控

    制他的行为。还有另外一个常见的情景，当一个孩子因为吵闹忙乱的教室氛围而不堪

    重负时，他爬到桌子底下并不代表他出了什么问题，这只是一种适应性

    反应。学校的环境越来越拥挤，身为独立个体的孩子并没有多少活动空

    间，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

    一些创新型的学校项目参与了我在第六章提到的不良童年经历研究，知

    道生活经历会对儿童的行为发挥影响，于是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去倾听那

    些最为脆弱的孩子。

    简·艾伦·史蒂文斯在她的博客“不良童年经历研究动态”上介绍了这样一

    个学校，这是位于华盛顿州瓦拉瓦拉市的林肯高中。这所学校的校长吉

    姆·斯波勒德在博客中介绍了那里的情况，他们不会对孩子的行为问题

    进行惩罚，而会倾听这个孩子的故事。他提供了自己跟一个学生互动的

    案例，这个少年对着老师破口大骂。斯波勒德注意到这个男孩的愤怒，当他温和地对着这个孩子说话时，孩子立刻就对他的友善作出反

    应，“他那盔甲般的自我防卫像火炉中的冰块一样融化了”。这个孩子说

    起自己的父亲嗜酒成性，而且总是不能做到已经承诺的事情。斯波勒德

    说这个孩子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结果，但是他也有机会得到疗愈。“他

    必须接受校内停课，在一个安静舒适的房间里跟值班老师谈话。他还可

    以在那里补写自己的作业，或者坐在那里想想下一次应该怎么做。”

    詹姆斯·雷德福在他的新纪录片《纸老虎》中仔细研究了这个项目。关

    于制作这部影片的经历，他在博客中写道：“我看到遭遇恶劣态度的教师提问时，用‘发生了什么事？’来代替‘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项目

    让学生的出勤人数、平均绩点和毕业率都有显著上升，而且打架和停学

    的情况也有所减少。

    既然我们知道早期经历对儿童的长期影响，那么从最年幼的孩子开始行

    动才最明智。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市，科里敦顿儿童中心组织了“创伤

    疗愈领先计划”。对象是一些来自充满压力的环境的三到五岁的儿童，他们从身体上到精神上都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当研究人员试着解读儿

    童的行为时，他们会给儿童一个“镇定盒”，还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跟创伤

    治疗师在一起，治疗师会帮助他们学会控制情绪。所有跟儿童互动的人

    员，不仅包括教师和父母，还有巴士司机和餐厅服务员，都会接受有关

    创伤的培训。

    精神病学家巴塞尔·范德考克在他的著作《身体从未忘记：心理创伤疗

    愈中的大脑、心智和身体》(The Body Keeps Score)中写道：“那些违

    反规则的孩子不太可能因为口头批评甚至休学而得到纠正，但是这些做

    法在美国的学校中非常流行。”他通过国际儿童创伤性压力网络与一些

    学校合作，试图建立起一种不同的应对方式。他让参与其中的教师有了

    这样的认识：“如果我要成为社会工作者，那我就应该接受社会工作的

    培训。”他接着说：“当教师意识到孩子的负面行为是他们想要表达自己

    的压力而遭遇挫折时，教师对孩子的看法就会改变。”这些教师接受了

    范德考克及其同事的指导，开始学会如何应对这些无言的表达。他们不再对孩子进行批评或惩罚，而是心平气和地用其他技巧去帮助孩子回到

    平静的状态。

    但这些只是例外的情况。在遍及各地的学校中，那些遇到问题的孩子通

    常只是被当作“高危”人群。教师想要维持教室里的安全，这种想法完全

    可以理解。当教师面对一个捣乱的孩子，还有教室里的二三十个孩子

    时，如果没有得到像范德考克这类项目的帮助或其他专家的支持，那么

    休学或开除就似乎是唯一的选择。

    孩子遭遇休学或开除的可能性会给父母造成巨大压力。儿科医生和精神

    科医生常常在开学前被大量电话淹没，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无法适应学

    校生活。对于父母和医生来说，他们都可能试图通过药物去解决问题。

    药物确实有效，但这是正确的选择吗？

    每当我对儿童服用精神类药物提出这样的疑问时，精神科医生和那些被

    贴上多动症标签孩子的父母都会异口同声地告诉我：服用药物确实可以

    帮助孩子安静地坐下来学习。一开始的情况可能确实如此，但是有证据

    表明，药物并不能长时间地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而且多动症的症状也

    不会消失，反而可能出现严重的精神疾病，也就是所谓的并发症。

    精神类药物发挥效用如此快速和容易，这个事实本身就存在问题。药物

    消除症状的效果越强，就越有可能用来让儿童保持沉默。请想想用利培酮来让一个五岁孩子睡觉的极端案例。如果一项研究在道德上行得通，那么人们可能会发现利培酮确实可以有效地让孩子睡觉。但是发现并解

    决问题根源，培养一种健康的睡眠模式，从而促进孩子的成长和疗愈的

    机会就失去了。

    多动症治疗的黄金标准是国家精神健康研究所的多动症多模型治疗研

    究。这项研究在五年前开始，耗资1100万美元，主要对各种药物进行比

    较，也对各种行为疗法进行比较，还对药物与行为疗法进行比较。这项

    研究的结果引起了许多争议，研究最初是为了证明单独使用药物治疗的

    好处，但是持续三年的追访研究却表明药物治疗没有带来根本性的改

    变。在持续八年的追访研究中，许多儿童还是有注意力不集中和亢奋多

    动的症状，甚至连那些一直坚持服药的儿童也不例外。一项针对学前儿

    童多动症诊断的长期追访研究也显示了相似的结果，在使用药物和行为

    疗法治疗多动症的六年后，90%的儿童还是继续表现出多动症的症状。

    使用典型的行为管理计划(有时是指行为纠正或行为疗法)来治疗多动

    症主要是针对某种问题行为，比如在穿上鞋子准备出门时拖延分心的行

    为。一般是通过采取激励措施(比如小礼物或小贴纸)，来持续不断地

    鼓励正确的行为。在多动症多模型治疗研究中，父母会接受8次个人培

    训和27次小组课程，以便学会行为管理的技巧。

    如果我们把行为看成一种交流，那么行为管理就可能是让孩子沉默的另

    外一种手段。正如我们看到的，穿上鞋子准备出门的斗争可能隐含着复杂的含义。莉拉和她五岁的女儿哈泽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莉拉找到

    我为她的女儿进行多动症评估，因为每次莉拉带着女儿出门时，她都只

    能把尖声哭叫、使劲踢腿的女儿硬塞进车子。莉拉迫切想要学会控制这

    种行为的技巧，但我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在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

    里，莉拉带着她那正在睡觉的小儿子向我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在哈泽尔出生后不久，她的丈夫保罗在波士顿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于是

    她和丈夫一起从伦敦搬到波士顿。保罗的工作时间很长，而莉拉的家人

    都在伦敦。在哈泽尔一岁时，莉拉感觉非常孤独。现在情况好多了，保

    罗有更多时间照顾莉拉和孩子，他们也有了很多朋友。但是在莉拉讲述

    她的故事时，每当她提起自己的母亲时还是显得很悲伤。当哈泽尔还是

    一个婴儿时，莉拉的母亲不在她身边，这让莉拉很难过。现在莉拉有了

    一个比较好的支持系统，但她还是很想念自己的母亲，特别是她现在又

    在照顾第二个孩子。她意识到，哈泽尔的需求勾起了她的这些悲伤。她

    很容易感到压力，也很容易发脾气。她说：“我在想，哈泽尔可能觉得

    会失去我。”这时，我和莉拉开始理解为什么哈泽尔会有越来越多散漫

    和反叛的行为。看来这对母女陷入了愤怒和反抗的恶性循环。当这对母

    女准备出门时，哈泽尔会到幼儿园去，而莉拉随后会回到家里照顾哈泽

    尔的小弟弟，这样就加重了哈泽尔的失落感。

    在我们见面之后，当这对母女穿上鞋子准备出门时，莉拉不再对着哈泽

    尔大喊大叫，而是采用称赞和鼓励的方式。莉拉发生这样的改变并不是因为行为管理，而是她看出了哈泽尔行为背后的含义。哈泽尔也感觉到

    妈妈在为她着想，把她放在心上，于是很配合地穿上了鞋子。莉拉意识

    到哈泽尔的行为是因为害怕失去妈妈，所以每天下午在小儿子睡觉时都

    给哈泽尔一段“特殊时间”。哈泽尔得到的奖赏不是小礼物或小贴纸，而

    是妈妈的表扬和关注，还有代替了之前种种冲突的平静。

    如果我们没有花时间去理解这些冲突的含义，那么哈泽尔的行为在短期

    内也许可以通过“行为管理”得到改善，但是如果那种影响母女关系的悲

    伤和愤怒没有被认知，就会失去真正疗愈的机会。这对母女的关系可能

    会继续恶化，给哈泽尔带来更加深刻和复杂的情感问题。

    在多动症多模型治疗研究中有一个令人惊讶的缺失，这项研究没有提供

    机会去倾听患者家庭的故事，也没有去思考儿童行为的含义。缺乏对父

    母和孩子的倾听，也许正是长期疗效不佳的原因？临床医生必须为患者

    提供帮助，但却没有时间和空间去倾听，虽然标准疗法的成果差强人

    意，但他们面对这种结果也相当为难。

    如果对长期服药的副作用提出质疑，那他们也可能采取自卫的反应。我

    的一位儿科医生同事向我说起他在发表一篇研究文章时遇到的困难，这

    篇文章讨论了用于治疗多动症的药物缺乏长期安全性的研究。这项研究

    成果来自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医生，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食品药品管理

    局为了批准药物上市而进行的临床试验，并没有关注一些罕见的副作

    用，也没有评估药物的长期有效性和安全性。”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一份公开的网络期刊《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面。研究者们最初把研

    究文章投给另外一份专门针对精神科医生和儿科医生的大型刊物，但是

    被对方退稿了。按照这篇文章第一作者的说法：“编辑们觉得我们是在

    批评治疗多动症的药物，但是他们认为这类药物的安全性大多得到了长

    期使用的证明。”这项研究并没有提到这类药物的安全性，只是指出没

    有相关的研究去证明这类药物的安全性。这篇研究文章只是说出了一个

    基本事实，但却不能在一份经常开出这类药物的医生经常阅读的期刊上

    发表。这表明为儿童提供多动症治疗的专业人员大部分不愿提出这些复

    杂的问题。

    我受到小哈莉的启发之后，就决定把我的工作时间用于疾病预防。我为

    自己拥有其他选择感到庆幸。在儿童身上使用精神类药物让我感到不

    安，与此同时，我对婴幼儿的精神健康也有了新发现。对这个问题进行

    过深入思考之后，我决定放弃原先对儿童多动症采用的疗法。正如我在

    第二章中说过的，我当时从一个同行手中接过了他的患者。虽然我看到

    很多儿童在短期内因为服用药物而得到益处，但我对于开处方药的方式

    还是心存疑虑。因为研究数据并没有证明长期使用的有效性，再加上长

    期使用的副作用还不确定，这些因素都令我深感不安。我感觉自己不能

    良心清白地开出这类药物，年复一年地给大批儿童服用。我不能继续保

    持沉默，跟大家一样心照不宣地采用这种治疗方式。我寻思，在目前的

    医疗系统中，我的同行并没有其他选择，而他们采取自卫的态度也许正

    是因为这个事实。第四章 叛逆与失控

    一种针对儿童的偏见，认为儿童是成年人的财产，可以(甚至应该)遭

    受控制和奴役，为成年人的需要服务。

    ——伊丽莎白·杨—布鲁尔

    当我看到人们用标签和药物让孩子变得沉默时，我就想起伊丽莎白·杨

    —布鲁尔的著作。她的作品给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让我了解了这个社

    会是如何形成这种观点的。

    2012年，伊丽莎白·杨—布鲁尔的著作《儿童主义：直面针对儿童的偏

    见》(Childism: Confronting Prejudice Against Children)面世，不幸的

    是她在这本书出版之前的一个月去世了。我们失去了一个了不起的思想

    家，而她也失去了向世人展示这个重要思想的机会，这些思想可能会引

    起持续不断的社会讨论。身为分析家、政治理论家和传记作家的杨—布

    鲁尔，提出儿童的人权正在遭受威胁。她对儿童主义的定义是“一种针

    对儿童的偏见，认为儿童是成年人的财产，可以(甚至应该)遭受控制

    和奴役，为成年人的需要服务”。

    把孩子的行为看作“病症”或“障碍”，需要用药物来“控制”或消除，而不

    是把孩子的行为看作一种需要倾听的交流方式，就体现了这种偏见。这

    种做法显示大人没有把孩子看成一个拥有自己思想、情感和需要的独立个体。在杨—布鲁尔去世之前，她正在编辑温尼科特的全集。温尼科特

    主张认识儿童的“真我”，从而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这种观点和杨—布

    鲁尔的思想不谋而合。在我的行为儿科医生临床实践中，一次次的细微

    观察都印证了杨—布鲁尔的伟大思想。

    叛逆行为的背后

    苏珊泪流满面地说出自己的故事，她四岁的儿子詹姆斯不肯上床睡觉，于是她气得发狂地把穿着衣服的儿子硬拉去浇了一通冷水。在这次交谈

    中，苏珊随后又说起自己年幼时曾经遭受过身体和精神的虐待。

    就像我在临床工作中接触的典型病例那样，苏珊带着儿子来到我这里，是因为詹姆斯的“叛逆”。苏珊接着说：“他肯定出了什么问题。告诉我

    怎样做才能让他听话。”詹姆斯的行为让幼儿园的老师很烦恼，并提出

    詹姆斯可能患有多动症。他们建议苏珊使用药物治疗，可是他们对苏珊

    的经历一无所知。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有整整一小时的见面时间，再加上我不带评判的倾

    听，才让苏珊那么快就讲出自己的故事。母子间的关系陷入失控状态，这些可怕的场面不仅让她内心倍感压力，还让她意识到自己又在重复童

    年的创伤。

    杨—布鲁尔虽然没有提到多动症的标签，但她写道：“这种儿童主义现在正盛行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并且让儿童采用药物治疗，但这其实只

    是利用药物让儿童变得安静顺从而已。”

    我在想杨—布鲁尔有没有发现使用“叛逆”这个词就是儿童主义的一种表

    现。有许多书写到叛逆的儿童，比如“多动症专家”拉塞尔·巴克利的书

    就用了这样的标题：《叛逆的孩子：通过八个步骤表现更好的行为》

    (Your Defant Child: 8 Steps to Better Behavior)。在这种用法中，“叛

    逆”是一个消极负面、带有道德评判的词语。把“叛逆”的行为当作某种

    问题或障碍，比如“对立叛逆性障碍”，或者使用“违抗”“执拗”之类的近

    义词。这些做法都表明人们把儿童视为一种必须加以控制的财产。我的

    一个同事在敏锐地捕捉到某种强烈的情感时说：“我们不能老是觉得自

    己受到孩子的迫害。”这句话引起了我的共鸣，因为很多父母说到自己

    孩子“匪夷所思”的行为时，使用的正好是这样的言词。一位母亲告诉

    我，她只能在三点到三点半之间打电话，那是她四岁女儿睡午觉的时

    间。她感觉自己受到女儿的控制，这让她深感无助。在这样一段关系

    中，权力斗争可能会取代互相理解和彼此间的情感连接。

    当我们有机会去倾听时，我们常常发现“叛逆”的行为其实是孩子试图表

    达自己情感的一种交流方式。詹姆斯在家里没有安全感，而且常常情绪

    失控。他的行为并不是多动症的迹象，而是他在寻求帮助的大声呐喊。

    “叛逆”的行为最能触动家长的情绪。在我出版了第一本书之后，我接受

    一个亲子栏目的采访。采访我的人用到“粗鲁无礼”这个词，这又是一种消极的暗示。我提出这个词语会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投射到孩子身上。

    事实上，当我们从孩子的角度去分析情况时，就会发现“叛逆”的行为源

    于一种不被理解的感受。

    这也许正好解释了为什么叛逆最能触动我们的情绪。从另外一个角度

    说，父母也跟孩子拥有同样的感受。他并没有被视为一个应该得到尊重

    的大人。父母自己可能也有过被人轻视的经历，也许是配偶、同事或自

    己的父母，所以孩子的轻视最能让他感到脆弱和难过。

    如果我们透过表面稍微深入，就会发现几乎在所有“叛逆”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孩子不被理解的感受。我们所谓的“叛逆”行为，常常代表了一

    种寻找帮助的诉求，因为孩子感到孤立无援。这个孩子可能对噪声或气

    味特别敏感，孩子在家庭外出时“大哭大闹”或“特别挑食”都可能与他的

    敏感有关。这个问题可能变化多端，比如他感觉父母因为有了新的孩子

    而对他有所忽略，也可能伴随着睡眠不足的问题。也许他在家庭的经济

    压力和父母的婚姻矛盾中感受到压力。即便这些压力的根源一直存在，但我们可能没有察觉孩子正在经历难题，而且很难说出自己的感受。也

    许要经过漫长的历程才能让孩子感到被人理解，从而减少他的“叛逆”行

    为。

    六岁的麦琪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她因为“叛逆”行为被带到我这里。深入

    麦琪的故事之后，我发现她经历过严重的创伤。她有一个酗酒的父亲，而且这个父亲在她蹒跚学步时把她抛弃了。最近麦琪的父亲又来看望女儿，但他出现时常常喝得醉醺醺，而且说话总是很大声。可是在麦琪因

    为睡眠问题来找我之前，他们并没有讨论过这件事。现在麦琪拒绝自己

    上床睡觉。

    当我们有时间来讨论这种充满压力的情况时，就看清了麦琪的需要：想

    让妈妈在睡觉前陪伴她，给她讲故事，让她感到安全。妈妈看出麦琪父

    亲的出现不仅对她造成压力，也对女儿造成了压力。当麦琪得到理解之

    后，她的“叛逆”行为就停止了。

    虽然“叛逆”常常具有负面含义，但是这个词语也可以表达“勇敢”的意

    思。《叛逆的安魂曲》(Defant Requiem)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例子，电影展现了一场充满力量的表演。这部电影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犹

    太人在集中营的故事。在塞瑞森斯塔德集中营，拉菲尔·沙赫特在狱友

    的协助下用一架残缺不全的钢琴演奏了威尔第的安魂曲。这些犹太人遭

    受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即将被转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但他们却用这场

    音乐演奏表达了自己对生命和尊严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叛逆”一

    词，代表了真我在面对残酷迫害时进行的勇敢抗争。

    设定界限：思过角的战争

    最近关于思过角的争议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种常用的教导手段是基于

    行为管理，而不是支持情感连接和交流。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给他们的行为设置界限至关重要。设定界限是一

    种教导方式，而不是一种控制。创造一个包容的空间，在其中，孩子能

    够感到安全，并且控制强烈的情绪。这是父母需要扮演的重要角色。但

    是我们应该怎样有限地设定界限，才能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呢？精神科

    医生丹尼尔·西格尔被视为人际神经生物学的奠基人，他指出了思过角

    这种常规教导方式的缺点。他在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并给文章起

    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思过角正在伤害你的孩子”。在他的新书《去情

    绪化管教》(No-Drama Discipline)出版后，他和同事蒂娜·布莱森这样

    写道：

    问题在于孩子对情感连接有着强烈的需求。数十年来关于情感依恋的研

    究表明，人在情绪低落时尤其需要情感连接。我们需要在关心我们的人

    身边，得到舒缓和安慰。但是当孩子情绪失控时，父母经常把他们单独

    关在房间里，或者让他们独自坐在“思过椅”上。这意味着孩子必须独自

    忍受情绪低落的时刻。

    西格尔提倡“积极介入”，父母应该利用孩子情绪失控的时刻进行教导。

    这么做的关键在于父母必须先认识并控制自己的强烈情绪。如果在愤怒

    的状态下进行管教，那么让孩子停止吵闹和学会控制情绪这两个目的都

    无法达到。

    劳伦每天要把她三岁的儿子奥利弗送进房间反思好几次。这对母子整天

    都处于战斗的状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奥利弗想在吃饭之前看电视，这时劳伦就会说：“如果你再次要求看电视，就要到你的房间里去反

    思。”奥利弗果然再次要求看电视，于是他的妈妈就会生气地把他拖进

    房间里思过，而他会大喊大叫地挥手踢脚。劳伦对儿子的行为感到很困

    惑，她问道：“为什么他就不能乖乖听话呢？”

    我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控制奥利弗的“对抗”行为上，而是为劳伦

    和她的丈夫伊桑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讲出自己的故事。我一次次地发

    现，这种简单的方法可以让他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到底发生了什

    么事。夫妇俩看起来都比较放松，劳伦放下了自卫和愤怒的姿态。伊桑

    看起来憔悴而焦虑，他迟疑地看了妻子一眼，然后开始坦率直言。他很

    担心妻子的情绪状态。劳伦很容易发脾气，对着奥利弗大喊大叫。当劳

    伦觉得自己不能控制局面时，就会留下奥利弗独自一人。劳伦一开始还

    不太确定自己的问题与奥利弗的行为是否有关系，不过开始放松下来之

    后就承认她也为自己的大发脾气感到焦虑。她之前一直在跟抑郁症作斗

    争，但自从奥利弗出生之后她就缺乏规律的睡眠，这对她产生了严重的

    影响。劳伦知道当奥利弗的行为刺激到她时，她必须想办法控制自己的

    情绪。因为妈妈的愤怒和思过的孤独，奥利弗陷入了恶性循环。

    当劳伦有时间去想想自己和儿子陷入的这种无效行为模式，并仔细考虑

    奥利弗会有什么感受时，她终于可以接受我的建议，在这些失控的时刻

    帮助奥利弗，而不是留下奥利弗独自一人。正如我们反复看到的那样，奥利弗的行为可以不被当成一个问题，而是一种交流的方式，他在说：“我想跟你建立连接，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我需要你的帮

    助，去处理这些巨大的情绪问题。”

    在西格尔的著作出版之后，美国心理学会在年会上专门针对这个问题举

    行了一个研讨会，会议的题目是“孩子需要父母的积极教导——对《去

    情绪化管教》这本新书的回应”。令人惊讶的是研讨会并没有涉及情感

    问题，而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行为问题上。如果我们把孩子看成

    一个具有独立思想和情感的个体，而且孩子的行为方式可能会触发父母

    的情绪，那么关于正确管教的所有讨论都应该考虑到父母和孩子的情感

    问题。

    西格尔的主要观点是不要把一个情绪失控的孩子单独留下，否则不但不

    能让孩子好好反思，还会让他产生被抛弃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将对他造

    成潜在的伤害。当一个孩子在情绪失控时反复经历身体上和感情上的被

    抛弃，那么这种经历本身就会造成创伤。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不能学会

    控制情绪，而且会更频繁、更强烈地发生情绪失控的状况。

    如果一个年幼的孩子打人或咬人，那么面对面的管教更能让他明白这是

    不被接受的行为。就算孩子只有十八个月大，也基本能明白事情的起因

    和结果。如果这是一个连续的因果过程，那他就能慢慢地从中学习。坐

    在一个指定的特殊地方(不是他们的婴儿床或房间)，会比孩子无法理

    解的口头教训更有效。即便是对于更大一些的孩子，他们在情绪失控时

    也会失去思考能力，所以温柔的怀抱和温和的声音会比跟他们讲道理更有用。在这些时刻，只要说出孩子的感受，就可以帮助他们将自己的感

    受与语言建立联系，让他们感受到安慰和理解。这样的管教并不是身体

    上或情感上的抛弃。

    但是父母先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建议他们在这些怒火攻心的时刻设

    法保持冷静，比如看着窗外或进行深呼吸。只有这样，父母才能帮助孩

    子认识并控制自己的情绪。

    一个社会问题

    正如杨—布鲁尔的定义，儿童主义是个社会现象。如果父母有机会得到

    倾听和支持，那他们就不会陷入这个误区。他们渴望帮助自己的孩子，而不只是控制孩子。苏珊一有机会说出自己的创伤经历，就很想学会控

    制自己的情绪，并帮助她的儿子控制情绪。身为母亲，她不想仅仅利用

    药物去消除儿子的症状，而身为个体的临床医生也不愿如此。比如说，我听到许多精神科医生说，他们之所以给寄养儿童开药，是因为如果这

    些孩子的行为没有得到控制，那他们很可能会“失去寄身之所”，只能可

    怜地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无论是家人还是医生，都希望找到有效的方

    法，能有一个地方，让孩子得到倾听和理解。儿科医生缺乏时间和训练

    去处理这些问题，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精神健康专业人员可以进行转诊，所以可能无法提供进一步的帮助和治疗。他们不想发现一些自己无法处

    理的问题，所以可能会有所犹豫地不去揭开隐藏的问题。杨—布鲁尔比较了我们国家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在那些国家“儿童

    享有一系列预防和发展服务：普遍的医疗保健和卫生服务，帮助父母在

    家照顾孩子的支持性服务，父亲和母亲都可以享受的产假，发展性的学

    前教育课程，孩子放学后的托管班，还有各种各样的经济支持”。她敏

    锐地观察到：“如果不支持孩子的发展，就不能保护孩子。”她主张用新

    的《全面儿童发展法案》去取代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通过的法案。我

    想，她应该会为美国儿科学会最近提出的政策声明感到振奋：“幼年创

    伤、严重压力和儿科医生的角色：把发展科学转化成终身健康。”这个

    声明试图利用神经学、遗传学、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去为早期亲子关

    系提供支持。这种预防模式可以促进健康成长。

    但是这种政策的实行就算不是全无可能，也是非常困难，除非我们能够

    保障倾听的时间和空间。我相信杨—布鲁尔会说，那些与儿童及其家人

    接触的专业人员，包括儿科医生、儿童治疗师和早期教育者之所以收入

    不高，根源就在于儿童主义。她也会用儿童主义来解释为什么医疗保险

    业和制药业能够联合起来制造一个体系，让儿童更有可能得到药物而不

    是得到倾听。她会说，如果没有倾听詹姆斯母亲的创伤经历和詹姆斯在

    母亲行为失控时的感受，就让詹姆斯接受药物治疗或行为治疗，这就是

    儿童主义的表现。

    让寄养儿童服用精神类药物就是社会对儿童偏见的一个惊人例子。美国

    湾区新闻集团拍摄了一部充满震撼力的纪录片《毒害我们的孩子》(Drugging Our Kids)，在一系列的调查研究中用一种透彻而生动的方

    式展现了这个问题。他们采访了一些在寄养家庭中长大的青年人，这些

    孩子有的从两岁就开始了寄养生活。他们被贴上各种精神疾病的标签，但实际上只是受困于各种创伤和情感缺失。他们经历过各种身心虐待与

    性侵犯之后，多年来一直在服用各种精神类药物。但是有一群人透过药

    物作用的迷雾认识到他们的真我，并帮助这些接受采访的年轻人摆脱了

    药物。在一个名为“药物无法治疗心碎”的片段中，儿童精神学家大卫·

    阿雷东多说：“最迫切的治疗并非使用药物，而是去倾听并理解这些孩

    子。问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如此悲伤？”

    这部影片提供了一种平衡的观点，承认精神类药物可以帮助儿童从其他

    形式的治疗中受益，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能够拯救他们的生命。不过这部

    影片也指出，大部分药物并没有得到适当的使用。许多儿童同时服用多

    种强效药物，每当他们的“行为问题”看来有所加重时，就会有新的药物

    添加使用。阿雷东多指出，我们并不清楚这些药物对正在发育的大脑有

    什么长期影响，但至少清楚知道大量的药物会“干扰发育进程”。

    这部纪录片的许多采访都说到精神类药物被当作“化学武器”来控制儿童

    的行为。愤怒的情绪和失控的行为都是一种交流方式，都在说：“我从

    来没有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从来没有被留在一段温暖而安全的关系

    里。”药物堵住了这些试图交流的声音。

    影片中的孩子经历了严重的创伤，但是很多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并服用精神类药物的孩子并没有经历过那么严重的创伤。我在第三章和第六章

    中提到过的不良童年经历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证据，表明不良童年经

    历不仅包括虐待和疏忽，还包括父母的精神疾病、分居和离婚、家庭暴

    力和滥用麻醉品，这些因素都与儿童后来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关

    系。

    这些逐渐累积的经历是另外一种创伤，只是不像身体伤害和性侵犯那么

    明显。“创伤”这个词本身就可以引起一种“不是我”的反应，但是生活中

    的挫折其实颇为常见。哈佛大学的精神病专家马丁·特切尔及其同事成

    功地进行了一项研究，有力地证明那些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的成年人经

    历过童年创伤的比例是42%。他们曾经遭受“不当对待”，或者说“反复经

    历摧毁信任的事件”。这项研究表明，具有不良童年经历背景的精神疾

    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体，包括病症表现、压力反应、大脑结构和基

    因表达的问题，与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命名而没有这些经

    历的精神障碍相比，要复杂得多。这表明，如果不知道患者的早期经

    历，只单纯依赖《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去谈论精神健康实在毫无

    意义。

    当我们进行诊断并开具处方，却没有时间和空间去倾听背后的故事，不

    能发挥人际连接的疗愈作用时，我们的行为与寄养儿童遭受的对待其实

    很相似，只是这种方式更加普遍而微妙罢了。但是如果这些故事能够尽

    早得到倾听，那么创伤经历对儿童造成的影响就会被认知。这样我们就能为修复关系问题提供支持，也能取得很好的预防效果。

    在杨—布鲁尔的书中，她提到儿科医生贝瑞·布列斯顿，并且认为他的

    工作方式是解决儿童主义的好办法。布列斯顿也对杨—布鲁尔的书十分

    推崇，建议所有儿科医生和相关人员都应该看看这本书。杨—布鲁尔的

    书帮助我理解，为什么现在的先进科学研究都在告诉我们儿童需要帮

    助，但我们却很难为他们提供所需的帮助。杨—布鲁尔明智地指出，人

    们必须先意识到存在偏见，然后才能去消除偏见。我希望在认真地审视

    过这个问题之后，我们能够意识到保护倾听的时间和空间是必需条件。

    如果我们想要促进子孙后代的健康成长，这么做就势在必行。我将在第

    八章探讨倾听的类型，一旦有了时间和空间，我们就有了最佳条件去进

    行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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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 练习倾听，成就孩子健全人

    格

    当我们提供时间和空间，去倾听、去说故事、去探索原因时，我们就有机会帮助孩子和我们自己渡过难关，并培养出具备心理弹性、拥有真实

    自我的下一代。

    第五章 倾听，从婴儿期开始

    三个月大的哈莉改变了我的生活。哈莉几乎一直哭个不停，许多医生为

    她治疗肠绞痛，但换了很多药方都没有成功。她的母亲妮可被诊断患有

    产后抑郁症，而且正在接受社区心理医生的治疗。这位医生看到妮可的

    情况日益恶化，于是提出要给妮可增加抗抑郁药的用量。我的一个同事

    把妮可一家介绍给了我。

    我们在一个宽敞的办公室里度过了整整一小时。哈莉一直像新生婴儿那

    样尖声哭叫。她的父亲丹一边疲惫不堪地抱着女儿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无助地看着自己的妻子陷入绝望。

    妮可倒在沙发上，她的身体随着悲痛的哭泣而颤抖。她一边哭一边告诉

    我她的故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她当时说到的一个细节。她

    前一天买了一袋东西，一个苹果从袋子里掉出来，然后她就倒在地上开

    始哭泣。尽管因为睡眠不足而迷迷糊糊，妮可还是意识到她不想因为药

    物的麻痹而错过跟女儿相处的时间。她很想跟女儿建立情感连接。

    随着她的倾诉，她慢慢停止了哭泣。与此同时，哈莉的哭叫也开始变得

    平缓。妮可跟我说起她自己、她的家庭和她的孕期，还有哈莉前三个月的情况。妮可十一岁时就开始服用百忧解来对抗焦虑症。这样过了很多

    年，后来服用的药物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当她准备怀孕时她想停止服

    药，但她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抗抑郁药。她怀孕后再次试着停止服药，但是焦虑的症状变得越来越严重，于是她只好继续依赖药物。妮可说她

    怀孕时压力很大，而哈莉一出生就是“这样”。护士刚把哈莉带到育婴室

    几分钟就把孩子送回来，因为护士不能让哈莉安静下来。哈莉只有在妈

    妈怀里才能保持安静。他们回家之后几个星期，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谈话接近尾声时，哈莉终于安静下来了。我们坐在地板上仔细观察哈

    莉，发现她完全清醒，而且充满警觉。哈莉对着母亲低声细语，此时妮

    可也开始变得愉悦而平静。但是丹突然打了个喷嚏，哈莉吓了一跳。哈

    莉出现了惊跳反射，她双手高举过头，然后又开始哭叫。妮可抱着哈莉

    走来走去，说哈莉常常这样哭叫，让大家都无法睡觉。不过，我们现在

    可以发现，这种对声音的敏感和随之而起的哭闹是哈莉本身的问题，护

    士的观察也印证了这一点。妮可第一次知道女儿的哭闹不是她的错，于

    是开始放松下来。她感到巨大的平静，那种愧疚和无力的感觉开始消失

    了。我并没有建议她应该怎么做，不过考虑到她脆弱的情绪状态，我还

    是给她推荐了几位精神科医生，并且预约了下个星期的见面。

    当妮可和哈莉再次来到我的办公室时，我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母女

    俩非常亲密，我十分震惊。哈莉高兴地踢着腿，发出咿咿哦哦的声音。

    妮可也露出愉悦的笑容，咿咿哦哦地回应着女儿。等到妮可终于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时，她向我问好，还告诉我说：“我感觉哈莉好像刚刚

    才出生。”我问她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她说：“我感觉你明白我的感

    受，还有丹也是如此。他终于明白我的感受了。”

    她已经跟一位精神科医生预约了，不过他们还没有见面。她决定不再增

    加服药的剂量。她让丈夫帮忙照看女儿，自己去参加一个瑜伽课程。她

    通过哈莉的惊跳反射发现，女儿对声音和光线非常敏感，所以她明白了

    女儿的行为。在哈莉哭闹的时候，她不再跟女儿一起崩溃，而是运用瑜

    伽的技巧调节呼吸、保持平静。这让哈莉变得越来越容易平静下来。

    在丹开始倾听妮可的那一刻，妮可和丹也可以倾听哈莉了。我对他们一

    家三口的倾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互相连接的机会，让他们一家人转向

    了一个新的方向。

    在接下来几个月中，我继续跟他们见面，因为他们一开始遇到的困难比

    较大，需要更多的时间。不过后来，他们只要去看原来的普通儿科医生

    就可以了。哈莉一岁大时，妮可已经变得强大而自信，而且她很快就怀

    上了第二个孩子。

    错失的机会

    我跟哈莉一家接触之后，他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看起来似乎改变了他

    们一家的生活道路。在之前的临床工作中，我只是按照儿科医生的治疗标准行事，主要是调整药物处方。经过哈莉一家的事情之后，我感觉到

    之前的做法并不正确。这次经历为我提供了动力，让我开始思考用不同

    的方式去工作。

    身为行为矫正儿科医生，我的患者大多是为了进行多动症的评估而来

    的。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大部分患者家属都希望我能根据标准的评

    估量表和先前的各种病症进行诊断，确定孩子是否患有多动症，以及是

    否应该服用药物。

    多年前，在我从综合儿科医生转向行为矫正儿科医生之后，最大的改变

    就是，我跟患者见面的时间从原来的十五到三十分钟变成了整整一小

    时。这让我不再根据评估量表例行公事，而有了充分的时间去倾听患者

    的故事。几乎在每个病例中，父母们一开始都是为了进行多动症的评估

    而来，无论这些孩子是三岁、七岁、十一岁，还是十七岁，他们的父母

    都会有类似的说法：“他一出生就是这样了。”最近的纵向研究表明，婴

    幼儿的行为障碍(过度哭闹、喂食和睡眠困难)与少年儿童的行为问题

    之间确实存在紧密的联系。

    在倾听了哈莉的故事之后，我才开始意识到在此之前错过了多少倾听的

    机会。许多问题没有得到注意和处理。许多父母辛苦地挣扎了很长时

    间。孕期或产后的抑郁和焦虑常常是这些病例的开始。睡眠的严重不

    足、婚姻的各种压力和其他因素都会造成情绪问题，难以照顾的婴儿会

    变成难以管教的幼儿。这些孩子在进入幼儿园之后也会难以适应。当就诊时间只有十五到三十分钟时，儿科医生就无法去了解婚姻的矛盾、父

    母的心理疾病或药物的滥用，也就无法做出准确的转诊建议。这样一

    来，医生就只能给出简单的建议、类型化的父母指引或其他形式的行动

    指南。

    在多年的行为管理宣告无效之后，这些儿童进入学校的教育系统，表现

    出“充满破坏性”“冲动亢奋”和“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他们的表现与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的多动症评估标准相当吻合。于是教师

    会建议他们进行多动症的评估。儿童面临各种发展问题时，在背后的原

    因还没有弄清的情况下，医生就给他们诊断和用药。药物在短期内可以

    发挥作用，把这些难以管教的儿童变成听话的孩子，让他们可以“安静

    地坐着学习”。但这种改善通常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随常年服药而来

    的，一些意料之外的情况也会产生。在我见到妮可和哈莉的时候，我们

    已经开始看到许多高中生正在大量滥用这些精神类药物。

    于是我希望能够看到更多像妮可和哈莉这样的母亲和婴儿，他们能够得

    到帮助，让事情从一开始就回到正轨。当我花时间去了解那些正在进行

    多动症评估的儿童的家庭背景和成长历史时，总能发现问题的根源可以

    追溯到他们的婴幼儿时期。如果我们可以在他们的成长背景中弄清行为

    背后的含义，那我们才能创造性地想出解决办法。关于这一点，我将在

    第六、八、九、十章中作更加详细的论述。可是孩子一旦进入学校，就

    会面临巨大的被诊断和用药的压力，而用于认真倾听的资源和时间却少得可怜。

    预防这种问题的关键在于尽量在关系早期就进行倾听。在马萨诸塞大学

    由发展心理学家爱德华·特罗尼克主持的波士顿亲子精神健康课程中，我很幸运地得到了学习的机会。我在课程中接触到了这个前沿领域。一

    连几个月，我们每周都花费三天时间进行密集学习，而且我们是直接向

    各位研究者学习。我有机会跟来自不同背景的同行一起学习，他们都知

    道为父母和孩子提供帮助可以防止后来发生的许多问题。我们满怀激情

    地分享了如何保护早期亲子关系的经历。许多出自医学院的儿科专家和

    心理专家所受的训练都是关于诊断和治疗疾病的，这些同行提供了一个

    新视角，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评估患者的内在力量和心理弹性上。

    英国研究者林恩·穆雷和彼得·库珀提出大量证据支持了我临床观察的结

    论，证明产后抑郁症确实与儿童的心理问题存在密切联系。爱德华·特

    罗尼克的双向调节模型可以说明妮可和哈莉之间的互相影响，这种影响

    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害的。因为我对皮特·冯纳吉的著作已经相

    当熟悉，所以这个课程让我可以充分利用最新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认识

    发展心理学与神经官能之间的联系，也就是照顾者对儿童行为的反应与

    儿童大脑发育之间的关系。

    我了解到，孕期的压力和抑郁与婴儿的行为问题有密切关系。除此之

    外，根据最新的研究，某些药物，比如百忧解，也可能对婴儿的行为产

    生副作用。我认识到，在妮可和哈莉脆弱的母婴关系中，这种副作用对她们的关系造成了影响，让亲子间的交流产生了障碍。我意识到，在跟

    他们一家为数不多的几次见面中，我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包容的环境。这

    么做并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因为这个阶段正是婴儿大脑发育最为迅速的

    时期，所以我的尽早干预可以让哈莉和他们一家走上更为健康的道路。

    社会母体

    人类的婴儿非常特别，他们在生命之初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完全不能

    自理。他们会因为原始的惊跳反应，而随时把双手高举过头顶。他们的

    睡眠没有任何规律可循。他们随时都可能要进食和排便。这种不可预测

    的行为是因为他们的大脑还没有发育成熟。由于人类进化的适应性，70%的大脑发育要在出生之后完成。

    因为人类会用两条腿直立行走，所以一个大脑完全发育的脑袋对于狭窄

    的产道来说实在太大。此外，在九个月的怀孕过程中，一个不断发育的

    胎儿的代谢需求对母亲来说也太高了。

    不过人类进化还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适应性，那就是婴儿在出生几个小

    时之后就可以跟人进行复杂的交流。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中，一个刚刚出

    生几个小时的婴儿就会追寻母亲的声音，对母亲的脸产生兴趣，然后用

    自己的嘴巴做出模仿动作。他会努力让照顾他的人爱上自己。

    按照教育学家和儿童发展专家罗纳德·拉利的说法，这两个适应性一起组成了“社会母体”的概念。人类婴儿虽然很不成熟，但仍然具备高度发

    达的社交能力，“看似脆弱却大有力量。在这个必须依赖别人的阶段，他的大脑非常活跃，大脑发育比生命中任何阶段都要迅速”。

    为了让婴儿获得倾听，从而帮助他全面发展，就需要一个身心都有充足

    能量的照顾者，而且这个照顾者要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随时响应。初

    为父母的人为了照顾婴儿可能顾不上睡觉、洗澡和做其他事情。这个阶

    段有时被称为“第四季胎儿”，很多书籍都为如何度过这个阶段提供了建

    议。

    但是正如温尼科特所言，一个母亲会知道应该怎么做。他把这种完全奉

    献的照顾称为“原始母性专注”，这种专注不仅有益健康，还有很高的适

    应性。研究证明了这种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和遗传学基础，其中催产素和

    其他神经递质，以及大脑的特殊结构和神经通路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种专注对婴儿的发育至关重要。正如耶鲁儿童研究中心(Yale Child

    Study Center)的琳达·梅耶斯所说：“在这个阶段，母亲的注意力都放在

    婴儿身上，几乎排除了其他一切事务。这种专注提高了母亲满足婴儿需

    求的能力，她可以看懂婴儿的特殊信号，而且会逐渐认识到婴儿是一个

    独立的个体。温尼科特强调这个阶段对婴儿的自我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

    作用……”

    如果一切顺利，那么大概三个月大的婴儿就会开始发展安抚自己的能力。他的行为不再毫无规律。他可以把手伸到自己嘴巴上，他的睡眠周

    期也变得比较规律。这时候，他的母亲终于可以好好地洗个澡了。

    发展心理学家苏珊娜·兹迪克制作了一部精彩的影片《无线连接的婴

    儿》(The Connected Baby)，其中一个片段的题目是“尿布之舞”，内

    容是一位母亲怎样为孩子换尿布。那位母亲声音温和地讲述自己怎么

    做，还有她的孩子会有什么感觉。兹迪克用这种简单而优美的方式，揭

    示出每一分每一秒中，母亲和婴儿之间都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在这种关

    系中，婴儿的大脑得到发育，并且发展出自我意识。

    按照温尼科特的传记作家亚当·菲利普斯的说法，如果母亲“专注于其他

    事情”，只要有一小步走偏，这段舞蹈就会发生重大改变。如果没有这

    段保护初生婴儿的时间，如果一个新家庭感到不受支持、没有安全感、孤立无援，这段本该充满爱和喜悦的时间就会充满强烈的焦虑和孤独，而且因为与社会文化预期形成鲜明对比，在此期间的感受会更加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要为婴儿的大脑发育提供一个“社会母体”就很困难了。

    当社会期待一个母亲的生活会恢复到孩子没有出生之前那样，身心都迅

    速地回到孕育孩子之前的状态，此时，想要给予婴儿所需的专注不仅很

    困难，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因为婴儿在最初几个月中完全无法自理，就

    像温尼科特所说的“一切都要依赖别人”，所以对婴儿的照顾必须是全天

    候的。这种照顾不一定全部都由母亲来完成，而需要一个包括家人、朋

    友和社区在内的“支持容纳性环境”。正如温尼科特的敏锐观察：“我们必须留意，母亲总能提供足够好的照顾，但如果母亲本人也能得到很好

    的照顾，而且其他人也能认识到母亲的任务是多么艰巨的话，母亲才能

    做得更好。”

    从进化的角度考虑，我们这个国家曾经有过“坐月子”的概念。在三四个

    星期之内，会有一群女人帮忙料理家务并提供情感支持，让母亲能够好

    好休息，还能跟婴儿建立关系。虽然关于生育的现代观点不再提倡长时

    间卧床休息，但是这段保护性的时间仍然相当重要。世界各地的许多文

    化都以这种方式来保护母亲和婴儿，但是当前的美国文化却缺乏照顾产

    后母亲的概念。

    专心照顾一个完全无法自理的婴儿，结果自然就是另外一个人的生活完

    全失控了。如果人们认同并接受这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

    很快就会过去。这种完全失控和母亲身份的调整自然会让人心情复杂，温尼科特用一段优美的话描述了这种情况：

    有一天，这些母亲发现自己成了一个新生人类的女主人，这个人决定住

    在她们的家里。而且就像罗伯特·莫利在电影《晚餐的约定》中扮演的

    角色一样，越来越大声地提出各种要求，直到遥远未来的某一天她们才

    能重新得到安宁。到那时，这些母亲才能以一种更加直接的方式表达自

    己的感受。

    可是当这些母亲不敢表达自己的复杂心情时，当她们独自应付越来越大的压力，并且深受睡眠不足的困扰时，心情复杂的正常感受就可能扭

    曲。同样的道理，正常的专注也可能会扭曲成具有侵犯性的强迫行为。

    除此之外，如果母亲的自我怀疑和自卑感越来越严重，那么成为母亲的

    经历就可能变得很糟糕。

    倾听父亲

    最近我的工作对象之一是劳拉，她是一个深受抑郁症所苦的新妈妈。她

    的医生建议她服用药物，但是她有点犹豫。劳拉的抑郁症在她丈夫汤姆

    参加一个新爸爸的小组后好多了。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呢？母亲和父亲对新生儿的感觉可能存在很

    大差异。当父亲照顾婴儿时，母亲会感觉自己也受到了照顾。但是对于

    父亲来说却恰恰相反，他的妻子可能是为他提供情感支持的唯一来源。

    如果妻子以正常而健康的方式专注于照顾孩子，那么他就可能感觉被冷

    落了。与此同时，父亲通常要挣钱养家，而且也是妻子主要或唯一的情

    感支持者。除此之外，很多母亲可能会有矛盾的表达，一边要求丈夫帮

    忙，一边表现出自己更懂得孩子释放的信号。

    把这些因素都放在一起，再加上婴儿需要全天候的照顾，父母双亲可能

    同在一个屋子里，但却觉得非常孤独、缺乏情感连接。这么一来，父母

    都感到抑郁就是理所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婴儿可能就无法得到应有的专注照顾。当婴儿的需求无

    法得到满足时，他的生活就可能变得更加没有规律，可能会哭闹不停、不肯进食和睡觉。

    父亲小组可以讨论这些问题，就像母亲小组一样，父亲们可以遇到跟自

    己面临同样问题的人。如果父亲把婴儿带到现场，那么父亲们就可以在

    一个安全积极的环境中，学习如何看懂婴儿释放的信号，还可以学习如

    何跟孩子建立情感连接。这样一来，这个父亲就会越来越自信，身心都

    能变得更有力量。与此同时，母亲也会觉得没有那么孤立无援。这样就

    可能建立起一个良性循环，无论是在父亲和母亲之间，还是在父母和婴

    儿之间。

    肠绞痛和原始母性专注

    最近我受邀给一群医学院的学生进行一个小时的演讲，作为他们为期四

    周的新生儿护理课程的一部分。我在特罗尼克的课程中学到了许多知

    识，很想跟这些学生一起分享，于是我决定跟他们谈谈肠绞痛。当你在

    网页上搜索“肠绞痛”，或者咨询专家什么是肠绞痛时，你得到的答案基

    本都说这是新生儿常有的问题。到目前为止，通常的解决办法是给父母

    介绍一些可以让婴儿停止哭泣的方法。如果这些方法不能奏效，那么可

    能要调整饮食，甚至可能要求助于胃肠道专家。

    但正如我们在妮可和哈莉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婴儿肠绞痛和啼哭不止的情况只有在具体的关系背景中才能找到原因。我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

    办法。

    温尼科特关于原始母性专注的概念主要集中在婴儿最无助的最初几个星

    期或几个月，而我却发现可以用一部文学作品来解释这个概念。

    这部作品是詹姆斯·艾吉的《家庭中的一次死亡事件》(A Death in the

    Family)。其中有这样一个场景，父亲在夜里惊醒，因为他的父亲生病

    了。当他穿好衣服准备离开家里时，他的妻子正走下楼梯想给他准备早

    餐。他的妻子低声告诉他，让他把鞋子带进厨房。

    他看着她走开了。心想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然后不由得哑然失笑。她

    说到鞋子时，看起来严肃得要死。天啊，只要是关于孩子，一个女人一

    天里会考虑成千上万件小事。他一边想一边拉上另外一只袜子，甚至根

    本不用考虑，只是自然而然的反应，就像呼吸那样自然。

    我鼓励学生把肠绞痛看成婴儿与这种原始母性专注相互作用的一种特

    性。不过母亲的感觉并不是“像呼吸那么自然”，而是感觉快要透不过

    气。

    照顾一个安静乖巧的新生儿已经很不容易，如果那个新生儿还得了肠绞

    痛，比如常常因为一点轻微的声音而受惊、每次呕吐之后都会啼哭、每

    次入睡和醒来都会不停折腾，那么原始母性专注或者温尼科特所说

    的“正常的奉献”就会变得特别困难。当父母感到孤立无援时，就可能会偏离正常的轨道，亲子间的关系会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婴儿的这些表现

    会影响亲子关系的良性循环。婴儿的情绪会影响母亲的情绪，而母亲的

    情绪也会影响婴儿的情绪。母亲和婴儿会互相加重对方的压力。

    如果得到帮助和支持，那么亲子关系就很容易回到正轨。对于妮可来

    说，她的抑郁症和自卑感再加上严重的睡眠短缺，让孩子的“肠绞痛”变

    成了一场危机。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认识到倾听父母和孩子的重要性。

    倾听产后抑郁症

    我在写作有关产后抑郁症的文章时，指出社会的孤立和不切实际的期待

    也是相关因素。对此，许多母亲都深有同感，但也有一些读者表示异

    议，认为我强调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就是在暗示产后抑郁症不是一

    种“真实的疾病”。

    我曾经为许多新妈妈和新爸爸服务，当然知道为人父母的许多情感困扰

    都是真实的。对于母亲来说，产后体内激素的改变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因素。不过还有其他一些探索是为了父亲，也为了越来越为人所知的收

    养后抑郁症。

    我呼吁大家理解在复杂心情中照顾新生儿的情感压力。正如我们努力去

    探索儿童行为的含义，而不只是给儿童的行为命名，我们也需要思考父

    母情感压力的含义。有效的产后抑郁治疗应该包括对社会背景和人际关系的分析。这需要认识到成为母亲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变化，夫妻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调整，婴儿的角色要摆正，还有随之而来的复

    杂心情。如果再加上社会孤立、严重的睡眠不足和迅速恢复到孕育之前

    状态的错误预期，那么这一切都可能会被扭曲。

    把这种情况称为一种疾病也许可以让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可以让

    医疗保险为治疗支付费用。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最近提出，普遍的产后

    抑郁症对社区医疗的要求越来越高，社区医院必须对那些可能患有产后

    抑郁症的母亲进行确诊。但是，基于生物精神病学的治疗模式可能会让

    我们急于摆脱症状，通常情况下只是单独采用药物治疗，而没有去探寻

    隐藏的病因。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那样，药物可能会导致对倾听和

    其他选择的忽视。当我们把原因直接归咎于母亲，而不去探寻社会、文

    化和人际关系的背景时，就好像在表达这样的信息：“你有问题，我会

    处理。”

    “你得了产后抑郁症。”辛迪的产科医生这样告诉她。当时辛迪好不容易

    鼓起勇气，谈到自己正在承受的巨大的精神痛苦，就像她后来在我的行

    为治疗中所说的，她觉得自己“不知所措”。那位医生给辛迪开了左洛

    复，并且让她一个月后再去复诊。

    辛迪跟焦虑症搏斗已经有好几年了。现在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和自己的儿

    子在一起，她的儿子名叫卢克，是个很难带的孩子，而她的丈夫则在外

    工作。卢克经常啼哭，医生诊断的结果是食物过敏，但是多次调整饮食配方后情况还是没有好转。辛迪刚刚搬了新家，所以在邻居中没有什么

    朋友。她说到自己的原生家庭时描述道：“我们都不会表达自己的感

    受。”辛迪身体虚弱、精神疲惫，虽然她认为药物能够发挥作用，甚至

    服用药物是必需的，但她还是不想仅仅通过药物来摆脱自己的精神痛

    苦。

    于是她鼓起勇气去寻找其他帮助。她第一次找到的医生只能把预约安排

    在八到十二个星期后。尽管辛迪饱受精神困扰，但她还是知道这样的时

    间安排对自己来说太久了。她需要尽快就诊，并且一直坚持下去。她找

    到一位治疗师，第二周就可以跟她见面。辛迪的丈夫对她充满关爱，但

    还没有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辛迪告诉丈夫，需要他拨出一些时间来帮

    助自己。辛迪的医生把这对夫妇介绍给我。这让辛迪感觉自己没有那么

    孤独，也比较能保持镇定，于是也能更好地帮助卢克排解压力，结果卢

    克的啼哭也减少了。

    许多新妈妈没有这种力量去努力寻求帮助。对于产后抑郁症的治疗，给

    夫妻双方都提供倾听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这可能意味着要调动起家人

    和朋友，需要进行单独治疗，也需要让父母和孩子在一起接受治疗，还

    需要亲子小组，有时也需要多管齐下。为婴儿的睡眠、啼哭和喂食问题

    提供咨询，让母亲练习瑜伽、进行冥想，还有服用药物，都会有所帮

    助。最好是在最初几个月就可以提供这些支持，新生儿在这个阶段是最

    无助的，不过此时他们的大脑发育也最快速。在行为治疗中，一些难以照顾的婴儿可能是“被确诊的患者”，他们的母

    亲可能正处在痛苦的情感经历之中，这些情绪问题包括抑郁症和焦虑

    症。为母亲和婴儿提供支持，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走上健康的发展之

    路。

    “我担心自己没办法爱他。”玛尔塔说。她的儿子本杰明只有八周大，她

    第一次来到我的办公室大概十五分钟后就这样告诉我。一位明智的儿科

    医生把本杰明介绍到我这里，这位医生当时正考虑让患有“顽固性肠绞

    痛”的本杰明住院治疗。虽然进行了一些仔细的检查，但还是不能找

    到“病因”。本杰明还是日夜啼哭。

    我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婴儿房，这个房间里布置了柔软的地毯和椅子。在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光线从宽敞的窗户照进房间里，我们在这个安静

    的房间花了整整一小时去了解玛尔塔的忧虑。本杰明从一开始就在他的

    安全座椅里面睡觉，所以玛尔塔可以不受干扰地向我倾诉。本杰明有一

    个哥哥叫芬恩，他在婴儿时期也像本杰明一样。芬恩出生后的最初几年

    对玛尔塔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她有好几年都不能好好睡觉。在她的记

    忆中，那段时间真是毫无欢乐可言。现在芬恩已经六岁，最近刚刚被诊

    断患有多动症，而且还被怀疑患有自闭症。

    玛尔塔说到自己的“创伤后压力综合征”，因为本杰明看来也是一个很难

    照顾的孩子。她常常感到生气和忧虑，担心自己不能享受跟第二个孩子

    相处的时光。过了一会儿，本杰明开始哭闹。玛尔塔把他抱起来轻轻摇晃，随着本杰

    明的哭闹越来越大声，玛尔塔的情绪也变得越来越焦虑。我感觉这个孩

    子可能像他的哥哥一样，患有某种感知处理问题(详见第八章)。于是

    我拿出一个拨浪鼓，这是我经常用来评估婴幼儿的工具。我在本杰明的

    耳边轻轻地摇响拨浪鼓。他马上就安静了。当我停下来时，他又开始哭

    闹。我再次摇动拨浪鼓，他又安静下来了。我重复了三次，而玛尔塔一

    直仔细看着。我们两人都确信柔和的声音可以让本杰明安静下来。于是

    玛尔塔把本杰明放在毯子上，我们一边继续交谈一边观察本杰明的行

    为。

    我发现本杰明专注地看着我的脸。我转过脸开始跟他说话，一开始他继

    续专注地看着我，但是他很快就变得非常兴奋，开始疯狂地手舞足蹈，而且很快又开始哭闹。我和玛尔塔都注意到这样的刺激对他来说可能太

    强烈。于是我给了他一颗红球(这些东西都是观察新生儿行为的工

    具)，这回他很快就停止了哭闹。他甚至张开双臂，笨拙地想要抓住那

    个球。他对我的面孔和声音的反应显示出他对人很有兴趣。他很容易激

    动，而且更喜欢静态物体。从这些表现可以看出，他对感官刺激的反应

    过于强烈，而不是他讨厌人际交往。

    我的工作目标是陪着玛尔塔和本杰明，给予他们及时的倾听。玛尔塔承

    认了自己对本杰明的负面感觉之后就开始放松下来，然后她就可以跟我

    一起探寻本杰明行为背后的含义。有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讲述自己的故事之后，她自然而然地把注意力转向了本杰明。

    我们开始讨论观察到的现象有什么含义。玛尔塔之前没能保护本杰明不

    受刺激，特别是本杰明的哥哥带来的影响。不过玛尔塔从本杰明的角度

    来体会他的感受时，就开始能够理解他的啼哭了。在明白了本杰明行为

    的原因之后，玛尔塔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也开始减轻。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跟玛尔塔每隔三四个星期就见一次面。当我们

    一起观察本杰明时，玛尔塔也跟我说起她与自己母亲的一些痛苦经历，还有她在婚姻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她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不过当她

    带着本杰明把这些问题告诉我时，她可以看出这些压力对自己产生了什

    么样的影响，也可以努力地把这些压力跟自己与本杰明的关系区分开

    来。

    本杰明啼哭的次数和强度都减少了，可是在他快满五个月时，他的啼哭

    又突然加剧。玛尔塔感觉很焦虑，她担心本杰明又故态复萌，自己的一

    切努力都毫无作用。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玛尔塔母子来

    到我这里时，本杰明是完全清醒的。于是我把本杰明抱过来，他之前几

    次都能在我的大腿上安静地坐很长时间。一开始本杰明还好好的，不过

    他看起来似乎正在研究我。因为我们没有做其他事情，只是看着他，于

    是我们注意到他脸上闪过一阵不安，然后就开始放声大哭。我把他送回

    玛尔塔怀中，他立刻就停止哭泣了。我们有了清晰的证据去支持另外一

    种解释，也就是说本杰明重新啼哭代表了他跟母亲逐渐建立了情感连接。我可以肯定这是正常情况，是情感发育带来的正常表现，这也说明

    他的认知能力得到了发展。

    在此之前，本杰明当然也知道我和他母亲的区别，但他现在可以更加成

    熟地看待这个问题了。一个吵吵闹闹的家庭可能让他没有机会像这样慢

    下来。现在玛尔塔知道了本杰明重新开始啼哭的原因，那么她不仅知道

    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还能享受孩子的身心发育以及跟自己越来越亲

    密的关系，而不是陷入难以承受的焦虑。

    玛尔塔终于感到内心平静、充满自信，于是她决定不再带着本杰明来跟

    我见面。大概一年后，我偶然遇到当初把玛尔塔母子介绍给我的那位儿

    科医生，他告诉我现在玛尔塔和本杰明“关系很好”。

    把新生儿当作独立个体

    新生儿行为评估系统(NBO)的目标是：把新生儿当作一个拥有许多能

    力的独立个体，与此同时也认识到新生儿的脆弱性。

    贝里·布雷泽尔顿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儿科专家，他曾经在2012年获得奥

    巴马总统颁发的总统公民奖章。新生儿行为评估系统就是在他的努力工

    作之下建立起来的。温尼科特的观点也在新生儿行为评估系统中得以体

    现。这个评估系统是帮助父母认识新生儿真我的一个工具。

    布雷泽尔顿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是一个综合儿科医生，当时他观察到新生儿拥有丰富的交流能力。他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看到，一个刚刚出生

    几个小时的婴儿，就会模仿别人的面部表情，会努力跟人交流，还会在

    看到物体和人脸时表现出不同的表情。新生儿行为评估量表就是以这些

    观察研究为基础的，可以用于评估新生儿的各种能力。这个量表改变了

     ......